我并不想写三个完美的女性，我也不想写什么“恶毒女二”，写一个人一坏到底，这不符合我的审美。一个人从出发点来说他可能认为自己做这件事是对的，或是为了争取权益，或是为了捍卫利益，不得不为之。我这些年写作中会尤其注意描写人物的弧光，无论是好人或坏人，都是复杂而立体的，没有人是完美的。
《梦华录》这个戏里，我并不是只写了这三个女孩，20集之后，其实还有高慧、葛招娣、皇后这些女性形象，她们都逐一展现出人生的另一个侧面，还有男性形象，每个男性角色身上其实也有我的想法。他们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物，每个人都要处理和面对自己的人生课题，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解决问题的路上奔波。
这跟我当时写作的状态跟心境是有关系的，我那会儿遇到了很多状况，整个人是懵的状态，觉得人生就是“起落落落落”，真的已经被打到马里亚纳大海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去学习了心理学，我觉得要是不学点什么新的东西，写点不一样的题材，当时可能真就过不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梦华录》，所以想写一个古代的故事，写一群女孩，就像今天的“北漂”女孩，她们有各种各样的挣扎，谋求幸福和爱，这样的愿望跟今天的女孩是没有区别的，这都是人的本能。
“所谓高于生活，高于多少，我希望是半尺”
我是写时装剧出身的，我的时装剧早年也被人家讲是偶像剧，我自己不这么看，只是因为演员都是年轻的帅哥美女，有很多粉丝，所以会被定义为偶像剧，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写作的标准叫“离地半尺”，而不是“离地三尺”。
为此，我需要做大量前期的调研和案头工作，做实际的采访，去采风，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里去交流体会，甚至浸润，写出来的作品就会有悬浮感，只有根基和框架立住了，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写观众比较爱看的谈恋爱的情节，才不会被觉得“假”。
《梦华录》作为一个古装剧，也许观众不会跟它的历史背景那么较劲，但是在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能力范围里做得严谨一点。我笔下的主角不能是那种身怀各种技能，不受任何商业、道德、法律伦理和历史框架的限制，需要的时候就开“金手指”的人物，这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希望我笔下的古装人物有现代思维的同时，也尊重历史。
这部剧我最花心力的其实是如何尽可能地做到历史落地，才能显出足够真实的古代市井风情。为此我请了好多顾问，我父亲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我请他帮我审过稿子；常彧老师（北京大学历史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我请来的剧本顾问，全程一直在帮我。其他像《宋宴》的作者、茶百戏的非遗传人等，我都辗转托朋友去找到他们，在剧本写作期间请求他们的技术支持。在剧组拍摄期间，剧组的老师们据我所知也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观众能看到我们尽量对宋早期的一些生活风貌作了还原。宋代的官制特别复杂，赵冬梅老师（著名历史学者）说，“能够写出‘勾当皇城司使’，说明编剧应该是做了功课了。”我看到这个评价特别开心，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我确实努力过了。
这一行有一个说法叫“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品肯定是来源于生活的，但不是严丝合缝跟生活一样，所谓高于生活，高于多少，我希望是半尺，别太远，太远就不接地气了，就到空中去了。我追求的不是“飞在空中”的那种戏，飞在空中的戏，写得好的也非常好看，只是我不是这个类型的作者。
“女性友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很擅长欣赏别人，也会鼓励彼此”
2012年我在中欧上学的时候，班上有13个女生，我是其中岁数最小的，所以我是在全班女生的呵护下“长大”的。我认识的那些女同学，她们都非常优秀，也因为优秀，她们特别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秀，而且她们能够发现别人的好，我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是在她们的鼓励下被发现的。
我觉得女性友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很擅长欣赏别人，也会鼓励彼此。每个人都有闪光点，我们自己要发现特长，也要发现别人身上的与众不同，就像我欣赏我的一个女同学，有一次，我跟她一路打车40多分钟，她不停接电话处理工作，对电话那边的每个人都细致、耐心、不厌其烦，我非常佩服，换我肯定做不到。
我记得中欧有一门课是“360度测评”，我们全班几乎所有人的自我打分都比周围人打分要高，这也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如果没有“大老虎”“大孔雀”的人格，你是做不到领导者的，对吧？只有我给自己的打分要比周围人平均低2分。中欧同学里像我这样的人非常罕见，因为这说明我当时对自我的接纳是很低的，现在如果再做同样的测评，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别人打分跟自己打分持平了。这就是一个自我肯定和自我接纳的过程，我有了更多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