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记者 刘 淼
众所周知，“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是梅兰芳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与标签。提起梅兰芳，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也许是《天女散花》中优雅的天女，也许是《霸王别姬》中刚烈的虞姬，也许是《穆桂英挂帅》中手捧金印慷慨唱出“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穆桂英等。其实，梅兰芳不仅在舞台上光彩照人，他自青年时代就展现出的人品道德、文化自觉、民族大义等，同样令人感佩。
时值梅兰芳诞辰127周年之际，在文化和旅游部新闻中心的组织下，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的梅兰芳纪念馆，观展览、赏文物、读史料，听馆长刘祯讲梅兰芳那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梅兰芳使用过的戏装 中国文化报记者 卢 旭 摄
观众在梅兰芳纪念馆中参观 中国文化报记者 卢 旭 摄
以作品号召民众抵御外辱
蓄须明志彰显民族气节
青年时期的梅兰芳，作为民国时期的巨星，追捧他的观众和粉丝数量庞大、遍布各阶层，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当时他所拥有的社会声望是时下任何一位明星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梅兰芳先后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戏曲作品，希望利用其影响力鼓励、号召民众抵御外辱，坚决抗战。
在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整理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这样写道：“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于敌人之手，平津一带也天天在被吞并的危险中，我觉得住在北平不安全，就搬家到上海，在上海我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戏，把一些爱祖国、爱民族的意义编进戏里，想借此表达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两出戏中，《抗金兵》直接表达了梅兰芳的抗日主张，《生死恨》则是梅兰芳试图唤起沦陷区人民反抗意志的作品。
为了更好地达到演出激励民众的效果，梅兰芳将《生死恨》改为了悲剧。在改编该剧的过程中，梅兰芳曾提议：“在韩玉娘的念白中选择几句能说明她悲惨境遇的台词，重述一遍，这种表演，在我排的戏里，似乎还没有用过，既新颖，又沉痛。”这种安排加强渲染了韩玉娘的悲惨境遇，极能引起观众共鸣。
1936年2月26日，《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连演三天，场场爆满，也因此得罪了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他通过社会局长，以非常时期上演剧目要经过社会局批准为由，通知梅兰芳不准再演该剧，梅兰芳却以观众不同意停演坚持演出。三天后，该剧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出三天，依然火爆异常，排队购票的观众将票房的门窗玻璃都挤碎了。
后来，梅兰芳不与敌伪合作，“蓄须明志”，坚决不登台演出，这也使得以舞台演出谋生的他断绝了经济收入来源。为了养活家人以及梅剧团的成员，梅兰芳变卖了自己的大量家产，而绘画卖画也曾是他在那个时期赖以谋生的无奈之举。
1945年，得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消息后，梅兰芳泼墨绘就了现藏于梅兰芳纪念馆的《春消息》，表达了面对即将胜利的喜悦心情。
积极投入新中国文化建设 马不停蹄为工农兵奉献艺术
“有人曾说，1949年后，梅兰芳的时代就结束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恰恰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才使得梅兰芳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准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刘祯看来，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梅兰芳参与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戏曲改革中，特别是1959年，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排演了人生中最后一部新作品《穆桂英挂帅》，使得他从一位高度文化自觉的艺术家实现了文化自信。
“到了1949年，平津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势如破竹。这时我看清楚了解救中国的真正力量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年夏天，我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代大会，沿途所见的气象都是新鲜的、光明的……”从梅兰芳在入党自传中的描述，人们可以明显看出，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担任了人民政府多项重要职务，而且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去，与民国时期的梅兰芳在政治热情和态度上判若两人。其中有社会变革对梅兰芳思想变化的推动，更为主要的是随着梅兰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的认识的深入，焕发了梅兰芳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政治热情。
正是梅兰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认识的不断深入，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不仅焕发了艺术青春，而且以一种积极的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当中。下煤矿、到基层、上前线，梅兰芳马不停蹄地为工农兵奉献自己的艺术。这种国家主人翁和勇于担当的精神较为集中地展现在他晚年创演的《穆桂英挂帅》中。这个剧目中“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唱词，实际上也是梅兰芳当时心态的艺术化呈现。
1957年12月，梅兰芳郑重写下入党志愿书和近万字入党自传，详细汇报自己的经历、剧团、社会关系、家庭情况及入党理由等。1959年3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研究通过梅兰芳为预备党员；3月2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员全体大会决议通过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7月1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充当民间文化大使 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登长城、观梅剧、访梅宅，几乎是当年到北京的外国人必做的三件事。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是当年中外文化、艺术、政要等名流纷纷造访之地。美国好莱坞影帝范朋克、意大利女歌唱家嘉丽—古契、日本著名歌舞伎表演艺术家守田勘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夫人、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夫妇等国际知名友人都曾到访过梅宅。
除了充当民间文化大使，梅兰芳还通过访日、访美、访苏演出，让中国京剧、中国戏曲“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梅兰芳这几次赴日、赴美、赴苏演出，处于中国社会经历了近代屈辱，国门洞开，清室逊位，社会急剧的动荡和变革中，中国文化也遭遇前所未有之冲击，西学东渐思潮下，许多激进者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人们旧有的思想、信仰、理想、道德、观念发生动摇和改变，左右为难之际。”刘祯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梅兰芳的“走出去”意义格外重大。
在《梅兰芳游美日记》手稿抄本中，依然清晰地记录着1930年1月16日，在赴美前宴会上，梅兰芳掷地有声地致答谢词：“兰芳此去，或者能使西方的人们，认识我们中国的戏剧的真相，在两国的文化上亦不无裨益。世界人们的眼光已渐渐集中到太平洋，艺术又何尝不如此呢？……假使兰芳这次去，因艺术上的接触，得使两国民族增进些许感情，也就是兰芳报答国家、社会以及诸位的一点微忱。”
梅兰芳的每次出国演出，引起的巨大反响已经远远超越戏曲界、艺术界本身，而是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公共和集体性的瞩目、聚焦。梅兰芳每次出国也不是以经济为目的，虽然经济收入是那个年代包括梅兰芳在内所有京剧艺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也没有受到国家委派、出资，有时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梅兰芳都置之度外，他所做的是一名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行为，在那个年代如梅兰芳不以稻粱计，而以社稷文化重者，有这种文化自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