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患者，患者也会以此自我砥砺。但是“胜利”意味着什么？旁观者与癌症患者所说的“坚持”和“胜利”是否存在差异？涂炯注意到，癌症治疗中充满大量“战斗”隐喻，疾病被看作外来的侵入势力，病人需要化身“战士”，为生命而战。然而，那些攻击人类的癌细胞恰恰来自人体内部，它们在扩张一事上做得比人类更成功，可能无法彻底根除，一直存在复发风险。对一些患者来说，明天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是生是死，永远无法知晓。美国索诺马州立大学社会学系荣誉退休教授凯西·查默兹提出，“与疾病作斗争”同“与疾病共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不愿意承认疾病是生命固有的一面，力主将之排除，“为自我而斗争”；后者则试图让患者接受疾病所带来的新现实，在此基础之上去追求生活，“与自我斗争”。
食管癌患者L伯在术后常说“坚持就是胜利”，但涂炯发现，L伯所说的“胜利”不是指“治愈”，而是“坚持治疗和锻炼”。在医院5年，他遇见过不少像L伯一样的癌症患者，他们在疾病中思考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在废墟之上重建生活——B伯出院几年后一有空就要干点农活，还被镇上返聘回去指导工作；H伯种田养鸡；L伯和两个孙子住在一起……乍看之下是正常老人的晚年生活图景，但其背后却是他们与家人日复一日的努力和隐忍。B伯随身携带抑制胃酸反流的药物，H伯克服了打营养液堵管、注射器折断、吞咽苦难等一些列问题才摸索出新的生活模式，L伯则要小心避免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免得自己“惹人嫌弃”。
普通人可以用“坚持就是胜利”来表达支持和关心，但我们是否有资格敦促癌症患者去做斗士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借同样身为脑癌患者的马小远之口来批评韦一航的“丧”，巧妙地避开了其中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不过在“正能量”时代，身处其中的我们无法逃避这一拷问。患者有战斗的权利，也应拥有“投降”的权利。查默兹认为，投降（surrender）不等于放弃（give up），放弃是任由疾痛吞没自己，而投降意味着开启自我转变的可能。人们常对癌症病患说的另一句话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说这句话前，首先尝试理解何为“孤岛”，才有陪伴孤岛的能力，惟其如此，“坚持就是胜利”才能成为鼓励，而非绑架。
03 癌症疾痛故事背后的政治性
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这个角色或多或少地呈现了癌症患者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割裂、身体失控、与社会脱节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于“丧”，而“丧”需要接受“积极”改造，这一过程经由与乐观女孩马小远的恋爱完成。“丧”被消灭了，昂扬向上才是正确的。马小远这个角色博得了不少观众的同情和喜爱，但在现实当中，癌症患者的积极进取却招来了恶毒的网络暴力。
前段时间，不到26岁的抗癌女孩松饼君不幸离世，有人在她的微博留言区和B站视频上留言“完结撒花”。2019年，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松饼君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治疗期间，她坚持健身、旅行、完成学业，并决定拍摄vlog讲述自己的抗癌经历，鼓励其他患者。可以说她是现实版的马小远，但上传第一期vlog之后，松饼君收到的却是大量的质疑、谩骂和侮辱。
“头发这么多根本不可能是癌症”、“恰烂钱”、“得了癌症为什么还要健身”、“有小肚腩”、“（在美国治病）条件这么好……死就死了吧”……在这些恶意评论的人眼中，癌症患者打扮得漂漂亮亮，说话诙谐幽默，生活丰富多彩，完全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必然是“假的”。社会对癌症的刻板印象还停留在“惨”，但更可怕的是，这种不相信没有止步于震惊，而是滋长出仇恨。
癌症长期以来被污名化了。涂炯指出，即使 “谈癌色变”问题近年得到不小的改善，医护人员、病人、家属之间还是尽力避免提及“癌”字，经常用“那个”或者“肿瘤”来替代，癌症患者出院后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区邻里的排斥。癌症是肮脏、痛苦、失序、死亡、贫穷的象征，时时嘲弄着人类的无能。这种嘲弄既针对人类整体，又针对个人，它给医学进步以迎头痛击，向普通人夸耀自己随时可以夺走一切的力量。南风窗的文章《抗癌女孩死了，他们开香槟庆祝》里写道：“仇富，仇女，仇美，让松饼君成为了爆破目标。”在一个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社会，对不公的愤懑时常被转化为对他者的敌视，可怖的癌症时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是多么少而脆弱，这种恐惧却没能开启思考，反而燃为仇恨的怒火，让身患癌症的无辜之人成为他们攻击赌咒的对象。
电影里不允许“丧”，现实里打压积极乐观，癌症从来不是单纯的病变，人们所经历的疾痛是一场政治经济事件，例如癌症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不足，回到乡镇上缺乏足够的医疗支持，都与当前中国医疗资源紧张问题有关。连癌症的治疗和突破也离不开政治运动的推助。穆克吉在《众病之王》中写道：“一种疾病，要想实现在科学层面的转变，首先需要政治层面的转变。”如果“现代化学疗法之父” 西德尼·法伯缺乏政治敏锐性，没有与极具社会和政治能量的曼哈顿名流玛丽·拉斯克合作，癌症不知还需要多久才能从昏暗的地下室浮现到公众的聚光灯下。
在中国，癌症依旧是拖垮一个个家庭的大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不少。电影中韦一航一家也因其患病而陷入较为拮据的生活，母亲省吃俭用，父亲偷偷在工作之余开车赚钱，奶奶准备卖房凑钱，但电影对现实的讲述仅止于此，更深层的社会性问题在感动的泪水中烟消云散。现实中，癌症患者的患病经历却激发他们时时思考更多社会问题，他们会评价各级政府是否将中央政策落实到位、哪些药物应该列入医保报销范围，发出农村医疗资源过少、孤寡老人缺乏照料者等呼声。
《送你一朵小红花》对癌症病友群的描绘同样因为去政治性而显得单薄。根据涂炯的田野调查，尽管癌症病友群能够争取权益的空间很小，但它毕竟是一个带有政治意味的“共同体”，患者及家属经常在群里共享信息，为面临共同问题的人发声，而不仅仅像电影里那样提供情感支持。“他们的呼吁不再是个体的，而是为生病的群体，甚至包括其他弱势的人群，”涂炯写道。与《送你一朵小红花》相比，《我不是药神》里的病友群更接近于这样的“共同体”，因而也更有力度。
想要改变癌症病人的生存状况，仅仅给他们一朵小红花、叫他们自己学着乐观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解癌症患者的困境，反思以“身体”而非“人”为中心的医疗观念，同时，政府和社会应当增进公众对癌症的认知，为患者提供更多的系统性支持和制度保障，加大医疗建设投入，做好医疗资源分配。
尾声：“小红花”不是社会现实问题的解药
《送你一朵小红花》在片尾放送了一段真实影像，画面里有冒雨送餐的外卖骑手、地铁上疲惫的上班族，还有在洪水里举着家当等待救援的人，这段影像的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积极生活的我们”。将外卖员和“打工人”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以及洪灾逃难求生说成“积极生活”，再用“我们”营造虚假的同在感，实在是莫大的荒唐和讽刺。
如果《送你一朵小红花》正片对癌症患者现实困境的挖掘有限还可以解释为去政治性，那么这段片尾则完全暴露出它在政治上的傲慢。2020年，社会就外卖骑手算法围城、“打工人”失语等问题曾有大量讨论，这段影像却不禁让人怀疑那些讨论是否仅仅发生在互联网的回音室里。“小红花”精神看似昂扬向上却两脚离地，失去土壤的花朵就算再明艳，又能够灿烂多久呢？
参考资料：
《癌症患者的疾痛故事》 涂炯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0-5
《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4
《众病之王：癌症传》悉达多·穆克吉 著 李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2
《抗癌女孩死了，他们开香槟庆祝》
https://mp.weixin.qq.com/s/ItOvIGYTb1ZV3Si93lF5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