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王岭（3）
母亲正常些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会把你们爸再次气死一回。”会不会是骨子里的身份意识在作怪呢。他们那一辈人长时间养成的对立习惯，把各自所属的阶级、集团看得太过于重要了。与其说是不想背叛各自所属组织，她想倒还不如说是想保留他们最后仅存那点可怜巴巴的自尊。她说，尊严值个屁！不要说历次运动，就算是几十年的正常关押，在胜利者（政府）和那些被打败了的一代人（囚徒）之间，“革命”持续进行。
革命后遗症。
战争在建国已三四十年后并没有真正终结，好像是，从来也没有正式宣布过停战。她想，应该由谁来负责签这一份协议书呢？干部和“职工”之间的某种对立情绪，是很耗费每一个人精力的。大家的耐性其实也早就没有了。仇视变本加厉。大部分人更为骄傲，反观对手则更加沮丧。用母亲的话说，都没有剩下一张好皮，人人精疲力尽，也早都颜面尽失。历史性的谅解机会荡然无存。改造其实原本就是句空话，旧的政权土崩瓦解了战争却在继续。他们天然成了敌对关系。
“我这辈子不结婚，”她告诉母亲（有点儿带赌气）说，“我任何人都不嫁。这辈子……”
“哦唷，光说气话，你知道的，我想对你说的并不是这种意思。”母亲当时提高嗓门。
在回敬她？
她耸了一耸双肩。“我说的本身，实际上也并不是气话呀。”
稍停顿了片刻。她心想，大概有十来分钟。
母亲再一次冲着她不怀好意地说：“你这番话，听起来就像是在跟谁赌气一样啊！”
“你爱怎么理解都行。”
“那么，你最好就别再管了。”
“老实说吧，我好像也当真管不了你。”
她一个劲儿地连声冷笑。哼哼唧唧的。
母亲的声音嘶哑，吐字含混不清。她声带是被人为毁掉了的。她告诉过，就是悲惨故事。有一次别人强迫她吞下冒青烟的木炭。
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她被关押期间。理由是她和什么人通奸。很奇怪的是她居然没有被加刑，或者判死刑。有可能她吞下了一块滚烫的火炭，这样变得再也说不清楚了。（可是她有手识字还会写字啊）她摇身一变而成为受害者，这样反而倒真救了她的命。
那年代流氓罪处罚也相当重。
据说，那个反动的哥老会头目半年以后就被押赴刑场处决了。临死之前，他再三交待说自己并不后悔。主动说成是强奸，这样才救得了她。那时候她长得也的确有几分姿色。
杨安娟从来都认为母亲长得好，皮肤怎么晒都晒不黑。不然，当年她怎么会成为押寨夫人呢。据说她还曾经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冬天下桐油凌的时候，她喜欢抹上点贝壳油。
（在牌坊，驼背子老向的脏竹提篮里有卖。针线和发夹都有。别人说，1948年他成了游击队叛徒。他没有被处决估计是证据不足吧！）她读过书，和才女林徽因是同学。杨安娟能成为作家绝对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母亲大约是在中年的时候，偷偷摸摸写过一本薄薄的诗集，结果提心吊胆，后来烧掉了。杨安娟有好几年总爱跟母亲开玩笑，喊她“我们家的蔡文姬”，那个时候，她恰恰无意当中读到了郭沫若的剧本。她是把《蔡文姬》和一套《三国演义》联系起来读完的。
但精神病不发作的时候，母亲则会对长女说，她其实更崇拜的是李清照。
“都同样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混乱年代。”她写完了一本长篇小说，藏起在房梁上，杨安娟充满了感叹。
她眼皮不经意连跳了两三次。
“你是指蔡文姬还是李清照？”
“我指的是您呀！”杨安娟说。
母亲立即愣了一下。这些年她显得焦虑得多。杨安娟那本以父亲为原型写的五十万字的小说（写在线装打字白纸上面）用旧帆布包裹又加了一个塑料袋，用花布带紧紧地绑在落满了灰尘有一股鼠尿味的松树房梁上。
下午。阳光灿烂。她让母亲帮忙把风，杨安娟搬了一个简易木楼梯，悄悄爬到上面去。
尽量不弄出任何响动。她也就是那次蹲在房梁上，才偷窥到右边隔壁的谢婆娘和打横走过去的第七个门洞的那个老曾通奸。两个人四条腿赤条条白晃晃绞在一起。光线不好。看见两根从瓦沟漏进来的太阳光柱。密密麻麻的细小粒状物质在飞扬。她的眼睛发花。
看起来，好像是两条蛇正在退皮。身体在轻轻蠕动。在打抖。她默不作声地挣扎着。当时也看不见她的脸，一准儿埋在他的胳膊底下或夹肢窝。小腿在慢慢无声抽动。他俩全部动作小心谨慎，都不敢弄出一点点声音。他张着大嘴，脸颊仿佛太硬，涂了层蜡光。杨安娟仿佛闻到了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一股大蒜味。她当时不光是吃惊，而是有点发呆。
从一排瓦沟漏进屋子来的光柱刺痛了眼睛。眼睛角角火辣辣的，是掉进去了一粒灰尘。不是鸟毛，应该是耗子掉的细绒毛。有张巨大轮状蜘蛛网，但花蜘蛛躲在哪里呢？夏季，外面酷热难当，幸好房背后有一棵巨大的香樟树，挡住了西晒的太阳。下雨的日子也就惨了，电闪雷鸣，总是叫人提心吊胆的，生怕哪一根树桠会突然叫雷劈断。
大晴天也不敢派人爬到树上去砍，一断，会砸中本身摇摇欲坠房子。再说，大队、中队也没有干部安排干这活。有一次杨安娟看到房梁上盘着条黑乎乎乌梢蛇。“你在干啥？动作麻利点。”母亲斜靠在门边，车过大半边脸，拾起头说。她用右手食指放嘴唇边，回过头，示意她别出声。因为是逆光，当然母亲看不清楚杨安娟接二连三在眨动眼睛。
那些凝固不动光柱明晃晃。细小尘粒打旋。她看到尘埃包裹之中一匹叶子有点像是什么鸟毛，闪耀着波光，冷飕飕的。特别狡猾。在飞翔。仿佛突然有了生命。忽然吹起了一股风。“你呆在上头看啥？”母亲显然没明白。每当关健时刻母亲讲话的语气不止神秘还透出几分淡定。她本身其实也很紧张。
母亲具备作为特工的一切素质。杨安娟那时候心里边在不停想，是她多年在这种两劳单位训练的结果。“没看！”她回答。
（看你就那样爬在房梁上发呆）。她可能说。（你别老爱朝隔壁她家那边偷窥）。
母亲比鬼都精，大概啥事全都知道。她只是从不喜欢刨根问底罢了。
杨安娟顺木楼梯轻手轻脚退下来了。她站在屋中央，正在搬走楼梯。这是带一股尸体腐烂了和尿*味、耗子屎味的黑色泥巴地。从前让粪沤烂了的土层很厚。杨安娟搬开了木楼梯的时候忍不住突然说了一句：“两边也都是厚厚的石砌墙。”
从前是大队的马圈啊！
“这地方从来就不缺石头，“母亲笑道，“你怎么想起来讲这个话？别颠三倒四的了。”
他俩会意地笑着。
“没有什么！”
“你有点古怪，在发作神经病。”母亲说，“你把手稿藏在房梁上恐怕不行吧。”
“别做声！”杨安娟说。
但杨安娟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了。母亲说得其实没错。没过得多久，想当初，她费尽心机想保存的一沓手稿，有只母耗子钻进布包做了窝，并且生儿育女。她听到“吱吱吱”的叫声，再次搬木梯子爬了上去，只发现一大堆纸渣渣。小耗子跑掉了。杨安娟闹不明白，照理说每天都有好几只肥大的母猫从屋面瓦上走过。嚎春。撕打。
她蹲在房梁上就会回忆起那年夏天看到的情形。右派分子老曾1993年端阳节前死了。他没有能够熬到退休回城。他老婆白等了他大半辈子。老曾死得痛快，是心脏病发作死的。他老婆和儿子们这一次都没有来。
“也许是来不及！”
等待陪伴他的还是一个沉甸甸水泥棺材。
杨安娟从来也没见过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从未来过农场。为啥一次都不肯来？只是马房街居民有三次听老曾本人炫耀。她私下认为化学老师并不值得，这家伙在农场没少找。
“他找女人。”
“当然，莫非会找母猪！”
老曾就是个大色鬼。有一次老家伙甚至想打杨安娟的主意，结果被她恶狠狠煽了耳光。他连屁都没敢放一个。她没有开口骂他，当然也不会找政府告发，不然他根本等不到心脏病发作，大家说他的嘴唇常发乌。大队王医生不止一次提醒过他，别吃得太咸。连杨安娟都亲耳听到他俩说起过。有一次在坡顶晒坝，仓库旁边。她跟钟长治提了这件事。
他说：“揍死他。”
“一条老狗！”
杨安娟吃了一惊，觉得钟长治话太多，于是制止他。幻想他立马就会被五花大绑押着去刑场上枪毙。自从懂事到现在，她和一大家人无数次被中队通知去那个地方参观行刑。
她记得有个*人犯（*了三个人）被打八枪，因为那个像孩子的士兵手一直打抖，子弹射不准。还有另外一次，刚把犯人处决完，结果就下起瓢泼大雨来了，血水变成一条又一条小溪流。杨安娟当时感到自己甚至都找不到地方下脚了，踮起脚尖，样子好像是在跳芭蕾舞，两条手臂节制地挥动着。她大口呼吸，直喘粗气，一阵一阵突然想呕吐。而另外一回他们是用的开花子弹，脑浆飞出来了，溅在几棵鸡骨柴灌木树枝上，所以，杨安娟从此不再吃嫩豆花。如果真的是被告发了的话，老曾就会是这种可耻下场。
当年，杨安娟告诉钟长治说，老曾的婆娘还爱来大队，而且，她一直都在等着他哩。原话说是一直在等他退休，到时候他就可以回城，不必强制留场就业。她每年必定要来农场两次，一次是寒假，另一次是学校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