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情万分爱
化作金星绣红旗绣呀绣红旗
平日刀丛不眨眼
今日里心跳分外急
一针针一线线
绣出一片新天地新天地”
今天的年轻人们，可能已经不太熟悉这首名为《绣红旗》的歌。但故事大概听过：重庆监狱里，听到新中国成立消息的被囚共产党员们，以江姐为代表，连夜绣出一面“心中的”五星红旗。
之所以说是“心中的”，是因为当时中共地下党人只能从电台中听到消息，并不知五星红旗真容如何。于是，他们把大星绣在正中，旁绕四颗小星。记载这个故事的《红岩》虽是文学文本，绣红旗，却是作者之一罗广斌等人的亲身经历。
其实，就在这些被囚的共产党人听到消息的几乎同一刻，重庆东南1400多公里之外孤悬海表的南粤一隅，也同样升起了一面手绣的五星红旗。
这个故事或许不如红岩般广泛流传，但同样值得铭记。
一
绣红旗的人叫杜岚，出生在陕西，早早加入了革命党。2013年，她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1岁。故事发生时，她是澳门濠江中学的校长。
彼时广东已经解放，但当时的五星红旗是按行政区域限额分配，与澳门联系最密切的中山县也只配发了三面。报端早已公布了新中国国旗式样、国歌选定，她还专门托人去拍下了模样；于是，为了在10月1日这一天能升旗，她买来红布和黄布，连夜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一张泛黄到模糊的照片留下了这个历史时刻。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来自天安门的《义勇军进行曲》。校舍很旧，杜岚带领着全校师生，就在阳台上升起了这面手缝国旗。
1949年10月1日，杜岚携师生升起全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
要知道，70年前的澳门仍是殖民地，为了升旗，澳葡当局对她百般刁难；时年37岁的杜岚报之以这样一句话：
“我是一个中国人，新中国的成立，我们的国旗，我们要升起！”
如果说此前占支配地位的澳门形象，是澳督亚马留那尊骑马执鞭的铜塑，此后，澳门的命运象征，正是当时这“第一抹红”的飘扬。
1999年12月19日晚，“北京市人民迎接澳门回归祖国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二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是的，在人类历史几乎以浓缩般的方式跳跃发展的今天，哪怕仅仅是20年的时光，都容易让人产生“今夕何夕”之感。
20年前，1999年。下一个千年到来之际，神棍发出千禧末日的预言，艺术家们歌咏着世纪末的哀愁与颓丧，就连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也流传着“千年虫”的传说；
这一年，科学家破解了人类第22对染色体的遗传密码，标志着欧洲一体化新阶段的欧元诞生；也是这一年，北约悍然轰炸南联盟，三位中国记者在使馆内遇难，成为新世纪到来之前中国人难以忘却的伤痛。
回望1999会发现，那一年，今天影响亿万中国人生活的几个互联网巨头公司悄然诞生；朴树发表了包括《白桦林》《那些花儿》在内的第一张专辑，香港帅哥谢霆锋唱着《谢谢你的爱1999》被内地广泛熟知。
但说起来，这些歌曲在那一年，都不如另外一首有着70岁年龄的“老歌”红火——
《七子之歌》。
闻一多与组诗《七子之歌》
三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对“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的歌词和旋律不陌生。
1925年，留美的闻一多写下这组诗时不过26岁。诗中，目睹了当时“死水”一般中国的年轻诗人，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七处中华失地比作远离母亲怀抱的7个孩子，写得沉痛又激昂。
也有许多人在澳门远眺内地。近代思想先驱郑观应，在澳门写下著名的《盛世危言》，一时间震动朝野；革命伟人孙中山，是在澳门见到了“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的日子里，“非谈革命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
那时的澳门虽为殖民地，却是各路救国图强思潮的汇流之处。多年以后，深处陕西保安的*，也在窑洞里与埃德加·斯诺挑灯夜话时回忆，青年时是因澳门的“老改良主义”而得思想转向——
“读了（《盛世危言》）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往往是危难时刻迸发出最强大的力量。1937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人奔赴前线；在这之中，也有来自澳门的青年身影。
在这段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历史中，名为“‘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四界”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被安排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
这群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澳门同胞，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穿草鞋、打绑腿、着军装，教士兵认字、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剧目、改善部队伙食，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战斗爆发时则运送粮食弹药、护送伤员，更有不少成员牺牲在前线。“四界救灾会”则在后方支援、募款，给内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包括马万祺等在内的澳门工商业巨子，开辟山东及苏北与澳门间的海上航线，将一袋袋黄豆、花生从解放区运到港澳销售，并把解放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反向输回；
在澳门升起第一面国旗的杜岚，还在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师生募集了大批胶鞋、毛巾和衣服等物资，突破澳葡当局的阻挡，和众多澳门爱国社团、学校、医院等机构一起，赴中山慰问南下的解放军；数十年后，改革开放的大潮里，马万祺、何贤等澳门知名人士也回到大陆投资、办学、建基础设施、做慈善。
如果有人问，是什么支撑着这群青年舍生忘死、义无反顾？
无他，三个字耳：“中国心”。
正如马万祺先生当年所言：“身为中国人，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祖国做些事，此生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