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风筝》中，只出现了“军统四哥”徐百川和“鬼子六”郑耀先，“八兄弟”中的另外六个哪儿去了，这一直是一个谜。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从军统档案和军统特务的回忆录中去寻找那六人的姓名和结局——本文找到的六个人，可能一个都不对，真正可能与徐百川、郑耀先结拜的是哪六个高级特工，还需要读者诸君进一步挖掘，并给出一个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答案。
《风筝》之所以十分厚重，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太多历史，尤其是后面的故事，简直就是那段历史的再现，很多出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或五六十年代的人，似乎都能从周乔、高君宝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但不知道街道办的“潘主任”、农场里的徐东秀和郭文志要是活到现在，还能不能在广场上跳舞、马路上暴走——按照时间推算，他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二十出头，现在也该七八十岁了。
周乔的人生轨迹，跟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的女儿有很多重合之处，“鬼子六”郑耀先做的许多事情，沈醉也做过。
沈醉肯定不是郑耀先的历史原型，但是“军统八兄弟”却真实存在过，而且不止一伙，比如沈醉等八个军统局本部少将处长，就有“八大金刚”之称，沈醉年纪最小，也是八人中最后一个晋升少将——当他二十八岁当上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时候，已经有七个少将分任处长了。
郑耀先徐百川成名较早，他们在抗战时期就已晋升上校，所以我们可以将郑耀先和他另外七个“兄弟”称为“前八大金刚”，而沈醉等八处长，则是“后八大金刚”。
我们在电视剧《风筝》中只看到了前八大金刚中的老六和老四，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其余的六个，都已经在抗战时期倒下了，他们倒下的原因，并不完全是被鬼子和七十六号*害。
从郑耀先和徐百川吃苹果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军统特工与日伪特务的主战场在上海、天津，再查阅相关史料，我们就不难推测出那六个中校或上校的姓名和结局。
“军统四哥”徐百川的身上，有余乐醒或徐宗尧的影子：余乐醒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实际负责人（主任戴笠只去过三五次，实际工作由副主任余乐醒负责），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投诚后又被送去集中学习。
余乐醒和徐宗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上校（余知道反正，也没晋升少将，徐当北平末代站长才晋升），而按照肩膀头齐论弟兄的规矩，跟郑耀先结为八兄弟的，其他军统特工，最高军衔也只能是上校，而且是战斗在对日伪情报战最前线的中校上校，这样我们就不难从京（平）津沪三个城市的中校上校特工中去寻找郑耀先的“结义兄弟”了——抗战时期，戴笠也不过是上校挂少将衔（他1945年3月8日才由步兵上校晋升陆军少将），所以能当中校上校的特务，在抗战期间已经算是重量级人物了。
在我们熟悉的军统特工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两个人，那就是文强（《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和沈醉，这两个人中，文强级别太高（1941年任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6年晋升中将），沈醉年纪太轻且是戴笠嫡传，不可能跟郑耀先等人打成一片。
去掉文强和沈醉，剩下著名的一线校官就不多了，有“军统第一*手”之称的陈恭澍在《英雄无名》一书中回忆：“外勤，是一切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打先锋，陷头阵，永远站在第一线，他们所冒的危险，远超过一般内勤。抗战不到三年，已然牺牲了无数的英雄好汉。他们，却多数无名无籍。”
陈恭澍之所以只说“抗战不到三年”牺牲的外勤特工，是因为他很早就被七十六号特务抓去叛变了，后来虽然跟戴笠恢复了联系，但最终还是被打入了另册，基本等于消失了（只能搞培训当不善奔跑的常乃超了）。
细看郑耀先的履历，以及相关人员在《风筝》中的回忆，我们发现陈恭澍可能跟郑耀先的结拜兄弟，然后跟陈恭澍、郑耀先履历有重合、级别相差不多的一线特工，比如王天木、赵理君等人也有可能与郑耀先在危险的对日伪谍战中义结金兰——曾任“临澧特训班总教官”的徐百川位居老四，除了陈、王、赵之外，我们还真难想象谁能当他的哥哥。
军统四*手的前三名（第四名是沈醉）都没有被日伪*害：陈恭澍和王天木被捕后全部叛变，赵理君则是因为活埋了有中统身份的“行政督察专员”而被老蒋下令枪毙。
陈恭澍和王天木（《伪装者》中毒蜂王天风的历史原型）先后被七十六号特务抓捕，陈恭澍反正后上演碟中谍、无间道，在戴笠力保下，先被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然后又被放出来去搞特务培训，远离了情报前线，王天木则被一撸到底，再也没能重操旧业。
加上赵理君，八兄弟的大哥、二哥、三哥全部销声匿迹，徐百川就成了最有分量的一个，另外的老五、老七、老八，自然不是赵简之、宋孝安和宫恕——他们比“八兄弟”还差了一个档次。
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可能是与郑耀先齐名的“八大金刚”，文强和沈醉可能不是，跟郑耀先一样在抗战中弄得鬼子发疯的高级特工不少，我们从牺牲名单中，不难找出另外三位与徐百川、郑耀先平级的人物，比如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子襄、*曾澈，上海区区长周伟龙。
按照生卒时间推算，比郑耀先年纪大的是周伟龙，比郑耀先年纪小的应该是王子襄和曾澈——1940年曾澈在北平被日伪*害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王子襄因研制毒药殉国时，也只有三十岁。
曾澈1938年秘密潜入天津，任军统天津站的秘书、内勤*、“抗日*奸团”负责人之一。
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被捕叛变后诱降了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吉珊（也称裴级三），裴吉珊叛变后，把华北区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情况等，一并出卖给日伪。
“抗日*奸团”技术干事祝宗樑回忆：“曾澈被捕后，肯定受到酷刑逼供。曾澈因有人证，而又全部出事，他坦然承担全部责任。以后听说敌人对曾澈诱降，要他再组织亲日团体，全部经费由日本供给。他断然拒绝。只求速死，并绝食。敌人几次对他强灌食物，他也毫不动摇。最后敌人对他斩首。”
据文强、章微寒（浙江站站长）等人回忆，第一批八大金刚是1933年在一次喝酒的时候召集并确定的，他们就是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为彬、周伟龙、黄雍、马策、郑锡麟，马策和郑锡麟退出，又增补了刘恢先和裴西度，这八人就是戴笠最早的“兄弟”。
周伟龙一直是戴笠的“八兄弟”之一，1930年戴笠奉老蒋之命行刺唐生智失败，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时任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救了他：“周伟龙毕业于黄埔四期，他也许是在黄埔时认识的戴笠，对这个间谍的冷静和勇气感到佩服。戴笠恳求周伟龙‘拥护校长佐天下’。周与戴笠结拜为兄弟，并把他藏在军警营地里过了几天，等到风声一过，戴便穿上了唐生智军警的制服，沿京汉铁路南下。（事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
周伟龙救过戴笠，抗战中九死一生，最后还是没逃过老蒋和毛人凤的毒手：“1949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毛人凤告诉我：‘有人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暗中联络，准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周以后把交警几个总队调到湖南，准备搞和平运动时，被毛人凤逮捕*害了。”
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周伟龙、王子襄、曾澈，这六位军统高级特工都曾在上海平津等地与日伪生死相搏，但他们是不是徐百川和郑耀先的结拜兄弟，那可就真的很难说了——本文列出这六人姓名和结局，并不是真拿他们当成了郑耀先的结拜兄弟，而是要回顾一下历史，让更多人人人知道：除了徐百川和郑耀先，还有无数特工曾经历过抗战风雨，倒在他们枪口下的鬼子和汉奸也不少。
据沈醉回忆，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工突袭日军五百九十五次，狙击刺*五百一十五次，击*日伪军警宪特近两万人，己方特工损失高达六万三千人，等于成建制换了一茬——那些死在日伪枪口下的特工，岂不是都有资格成为郑耀先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