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叫《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程坦编词，诞生在鄂豫交界的天台山地区卡房。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地，位于卡房乡古店村(鄂东北道委旧址)
鄂豫皖苏区红军纪律
任何政党和军队都有自己的纲领和纪律。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严格执行党赋予的革命政治任务，不同区域的红军有着相同的纪律约束。
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建立了铁的纪律。起初，“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打仗不听指挥，轻者批评，重者禁闭。路过家乡，要回家看看，须得请假，不能自由行动。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均归公。不准贪污，否则枪毙。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每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睡觉没有稻草用钱买；走的时候，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官兵平等，吃一样的饭，睡民房，铺稻草。到后来，鄂豫皖苏区红军有十条纪律规定：不拿穷人一针一线；不拿穷人粮食；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爱护枪不要弄坏；节省子弹勿乱打；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得物资要照顾伤员同志；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最早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1928年4月，*在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1929年以后，*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便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鄂豫皖苏区红军纪律，虽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法，但主要内容与*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是一致的。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歌》
鄂豫皖苏区的*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常以歌谣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政治任务。徐朋人、郑位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成仿吾等，都编写了不少为群众所喜爱的歌谣。鄂豫皖苏区的人民群众也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谣，真实地记录和热情地歌颂了苏区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都用歌谣的形式加以表现，如黄麻起义爆发，有《黄麻起义歌》；红四军南下作战，有《红四军南下胜利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光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有《八月桂花遍地开》。
在众多的鄂豫皖苏区革命歌曲中，有两首著名的关于红军纪律歌曲：
其一，《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得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尽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就歌词而言，与*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是一致的。从《红军纪律歌》可以看出，早在1929年或1930年间，*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传到了鄂豫皖苏区。歌词中并没有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加以明确，歌词编者笼统冠之为《红军纪律歌》，但在歌词的末尾，却又写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另外，歌词中也没有“洗澡避女人”，但又增加了“便溺找厕所”。除这两点出入之外，其他则完全一致。
其二，《土地革命歌》。歌词开头两句是：“土地革命已经开始了，须知工农专政最为高。”歌词长达32行，其中有：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莫叫同志费心又操劳。
第三枪支自己要擦好，临阵之时击发多灵巧。
第五队内同志团结好，同吃同饮且莫相争吵。
第七临阵奋勇向前跑，若是退却纪律不能饶。
第九服从命令为正道，严守军纪战斗力提高。
其他内容方面，还有“衣不洁净同志多耻笑”、“烟酒嫖赌一概都取消”等句。这首歌词也以严守纪律和注意事项为主要内容。这支歌的曲调，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调。究其曲调来源，包括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内的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曾认为它可能源于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唱过的一支军歌。歌词编者程坦也曾这样认为，“这个曲调可能是冯玉祥军队的一支军歌”。
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5月出版的《鄂豫皖红军歌曲选》载有《红军十大纪律歌》。《鄂豫皖红军歌曲选》主要通过老红军董洪国、黄胜明、石尚琚回忆、背唱整理而成。《红军十大纪律歌》这首歌从内容和曲调来看，就是《土地革命歌》，只是红四方面军把它带到川陕苏区后，作了一些改动，并把歌名改为《红军十大纪律歌》。歌词选录如下：
土地革命快要成功了，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莫要同志操心又费劳。第二班内常讲卫生好，身上洁净哪能生疾痨。第三枪支自已保存好，临阵之时放枪多灵巧。第四军用品自已保存好，若不保存好同志多耻笑……第九服从革命为正道，严守纪律那事才为高……
《鄂豫皖红军歌曲选》对《红军十大纪律歌》作了注解：“据说这首歌最初编于鄂豫皖，后来由红四方面军把它带到了川陕根据地，并对歌词作了修改，它的曲调是来源于民歌还是外国歌曲，至今尚未清楚，它的歌词是以冯玉祥部队中流传的《民主立宪歌》为基础改编的，也可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前身。”
产生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歌》，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雏形。从其思想内容、歌词句法以及音调来看，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非常相似。
有人考证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前身，是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编练新军时使用的《大帅练兵歌》，或普鲁士军歌《威廉皇帝练兵曲》。《大帅练兵歌》开头的歌词为：“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从曲调和歌词的句式来看，的确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相似，但两首歌在思想内容上则完全不同！把普鲁士军歌《威廉皇帝练兵曲》看作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来源或前身 ，更是荒诞不经，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作者在创作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威廉皇帝练兵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前身应该是《土地革命歌》。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诞生于新县卡房
1932年9月初，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的情况下，鄂豫皖省委决定成立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道委*徐宝珊，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具体领导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后，徐宝珊调省委工作，吴焕先任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政委，改由郑位三任道委*兼游击总司令。从1932年10月至1934年11月，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主要在鄂东北的天台山、老君山地区活动。“道委和游击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和机构，党政军的事情都在一起办。” 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的干部，除郑位三外，还有刘华清和程坦等。程坦原名程宗寿，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红显边村人，时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
鄂东北地区，指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冈、黄陂、孝感等县，也包括河南省的罗山、光山南部。湖北省的大悟县、河南省的新县，是后来设置的县治，均属于鄂东北地区的范围。
刘华清在回忆鄂东北那段艰苦的游击岁月时说：“天台山、老君山位于红安、光山西部和罗山交界处，是大别山西端较大的山区，也是最老的中心根据地之一。靠近它周围的县、区还有一些党政组织、游击队在活动。位三同志率领游击司令部几百人突围到达该地区后，鉴于该地地形、敌情，部队不便于集中行动，吃饭也难以解决的情况，便将总司令部及直属单位人员分散到各县、区去，剩下的战斗人员都编入罗山地方武装，改称西路军。随位三同志一起行动的干部只有程坦同志和我，还有10来个交通警卫员，最多时不到20个人。警卫连的队伍分散在附近地区的外围，掩护我们。敌人在12月间尾追红军，对天台山、老君山进行了几次大的‘清剿’。我们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对付敌人的‘扫荡’。有几次，我们藏在悬崖绝壁上的山洞里，利用森林的遮盖，安全躲过了敌人的搜剿。”
1934年9月19日，郑位三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在鄂东北方面现有三块苏区：一块是天台山、老君山以北到凌云寺为止，50里路长，40里宽，道委在此；一块是光山八、东两区，新集以东，东西有80里，南北有40里，总司令部在此；一块是罗山铁铺附近，长有六七里，宽有40里，有罗陂孝特委和独立团在那里。另外有一块地方即紫云区（今新县箭厂河乡是其中的一部分——引者注），只有10几里路内没有敌人，因为群众好的缘故，经常有些游击队在那里为根据地，红安县委也在紫云区（鄂豫皖最好的一区），不过当地破坏得很，粮食一年到头困难。” 郑位三在这里提到的鄂东北三块苏区，几乎都在河南省信阳境内，其中天台山、老君山以北到凌云寺这块鄂东北道委驻此的苏区，绝大部分在新县境内。
1934年8月28日，程子华受党中央和*派遣，由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天台山地区的新县卡房。程子华同郑位三以及程坦、刘华清等人住在一起 ，先后约有四五十天。程子华向他们“传达中央指示，传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样，程坦萌发出编写关于红军纪律的新歌词的念头。编写什么形式的歌词，采用什么曲调呢？程坦想到了流行于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歌曲《红军纪律歌》和《土地革命歌》（又名《土地革命成功了》）。程坦出于秘书长的政治责任感，将程子华传达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仿照《土地革命歌》的歌词写法，编成通俗而又押韵的９字节歌词，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之后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进行教唱……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这样诞生了！最初的歌词内容，没能流传下来。刘华清只记得开头两句：“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还有一些内容例如“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打土豪要归公”等。1934年10月20日，鄂豫皖省委作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工作决议》，决定从11月1日至7日为纪念活动周。程坦当时参加和主持了这次纪念活动周的具体工作，给交通队和独立团演讲和教唱歌曲，其中就有他最新编成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活动周最后一天的游行队伍中，鄂东北道委独立团高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那高亢激越、雄浑有力的音调在天台山地区上空久久回荡……
程坦参照鄂豫皖苏区红军纪律的规定，将程子华所传达的不完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改编为歌词，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凝集着程坦的心血和智慧。把“文”变成“词”，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的转换，而是一个艰辛的创作过程，而且歌词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原有条文的内容。就拿商洛地区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来说，歌词就有180字，而完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也只有50余字！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熟于商洛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独立团，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建制也被编散。最早从该团唱起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没有能够广泛传唱开来。
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商洛地区。部队进入陕南后，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以立足和休养生息。红二十五军由长征出发时的3000人发展壮大到4000余人，地方武装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队伍迅速扩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政治思想与作风纪律教育就成为很重要的工作。程坦此时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为配合纪律教育，就把他在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又一次进行了改写，刻印成歌页，发到每个连队教唱。
据老将军、老首长回忆，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从长安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一路上高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见这支歌正是在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展成熟后得到广泛推广和流传的。
2006年9月，程坦之子程沐雨在“重走中原突围路”的活动中，在商洛地区了解到，程坦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对他在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进行了修改，并安排到每个连队学唱。同时还了解到，1985年春，当地党史工作者收集整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时，在根据地腹地的山阳县，曾听到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吴高升比较完整地唱出了当年商洛地区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为：
红色战士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
第一实行民主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
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敌才能得胜利;
第三说话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言语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钱要公道，不准强迫群众半分毫;
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六到处厕所要挖好，不准随随便便拉屎尿;
第七优待俘虏要周到，瓦解敌军工作最重要。
第八早起门板要上好，上好门板一律捆稻草;
屋里屋外赃物要打扫，免得群众心里遭烦恼。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定型于陕北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成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1日、25日，红十五军团先后于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取得俘敌3800余名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部队中也补充了一批东北军士兵。因此，如何对部队进行红军纪律教育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正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喜讯传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10月底，即派贾拓夫等先遣人员到达红十五军团驻地道佐铺，及时送来中央红军《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这一内容完整、文字准确、条款分明的“布告”，对于程坦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就“布告”内容而言，都是他所熟悉的，但却别有一番感受。他最初在鄂东北编写歌词时，没有这样的“布告”为依据，程子华“传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只是根据记忆所及。现时看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布告”，当然是最准确最可靠最权威的依据。
当天晚上，程坦激动得睡不着觉。睡下后又爬起来，就地围着一盆木炭火，摊开几页纸张，伏在膝盖上重新编写起来。他严格按照“布告”的内容，并结合原来所编写的歌词，逐条逐句地加以斟酌，最终修改成一首崭新而又完整的歌。他连夜重新编写出来，第二天早晨就送给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郭述申回忆：“这首歌的歌词，是程坦同志编写的。……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了《中国工农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他（程坦——引者注）为了用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刚补入部队的一批新士兵，便依照布告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把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他们送给我看时，我让他们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予以刊登。最初的歌名叫《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演变
我们今天所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演变而来的。
随着我军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发展变化，不同时期对歌词做过一些相应的修改。抗日战争时期，这支歌已唱遍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头改为：“抗日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实行抗日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敌才能得胜利；第三不拿人民的东西，到处群众拥护又喜欢……”解放战争时期，开头改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 1947年10月10日，*为人民解放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颁布实施。从此，这支歌的内容得到了统一，并“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1950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第一次组织专人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修改，并于1951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中正式公布。1957年，总政治部又一次对歌词作过几处修改，并在《解放军战士》杂志第14期上正式公布，《解放军歌曲》杂志1958年第11期二次公布。1978年4月6日，总政文化部《关于学唱十六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第三次重新公布。而这多次“公布”，均署名为“红军歌曲”，至于歌词编者程坦，则没有被提及。
1972年春天，程坦在医院养病时，因为填写一份干部履历表中“有何著作”的栏目，他这才想到自己所编写的红军歌曲。为此，他曾致信*总理，就这首红军歌曲的有关情况，如实地作出反映，请求组织予以调查核实。1981年，《解放军歌曲》杂志第3期重新发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才在“红军歌曲”底下，增添了8个字：“程坦编词，集体改词。”同时以该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介绍了这首歌曲产生的具体年代和歌词编者的情况，认定：“目前广播和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在程坦同志编词的基础上，1957年集体修改后的定稿。”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于1936年8月底，在甘肃省的豫旺县访问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时，发现部队都在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大加推崇，并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这首歌。可能斯诺是最早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介绍到当年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也是最早将这首歌介绍给西方世界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984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1991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3、《红安县志》，1992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4、卢振国《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5、程沐雨《程坦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6、《鄂豫皖红军歌曲选》，董洪国、丁干贞收集整理，1989年5月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自：新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红色的土地 英雄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