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燕；编辑：王亭贯
燃烧的青春——忆我的父亲白云声抗战时期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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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暴动烽火
我们老家在河北省丰润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是遵化、丰润和迁西三县的交汇处。燕山山脉有一座很大的山叫腰带山，之所以叫腰带山是因为在半山腰处横着有一条裸露的白石，远远望去像一条白色的带子缠绕腰间，因此得名腰带山。还乡河从腰带山的北面缓缓流过。这里的河面平时有三十多米宽，到了雨季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水面也会宽出二十多米。但在平时，这里真的是一片寂静。河水的最深处有两米多，河底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一颗一颗在那里静静地躺着，随着水面上轻轻荡漾的涟漪不停地变幻着它们的形状。还乡河的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从它们身边走过，但见树干上一个一个的树疤长得像一只只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见证着世事变迁。
还乡河北岸就是我们老家“东高庄”。我特别爱我的老家，因为那里是爸爸生长的地方
我爸爸叫白云声（也有历史文献写做白云生），曾用名：张云章。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在老家，爷爷给他取的名字叫张福臣。因为是1920年阴历九月三十（阳历11月9号）在这里出生，小名就叫九子，是家里的大儿子。
听爸爸说，他小时候，爷爷送他到离我们老家四五里地的苏庄上小学。上完初小（即四年小学），就没再接着念高小。
1936年初过完大年，我爷爷看着爸爸一天大着一天，就想让他学点手艺，有了手艺，将来就能过个好一点儿的生活。于是爷爷带着爸爸来到唐山火车站附近一个开鸡鸭店的老朋友家，送他到那里当了学徒。
东高庄村，在还乡河北岸，遵化、丰润和迁西三县的交汇处。
那时候，爸爸从我们老家那个山沟里来到唐山这个大地方，什么都感到很新鲜。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宽的马路，火车、电灯、马路两边红红绿绿的各种招牌，从开滦煤矿井下下班出来的“煤黑子”（矿工），还有人拉的洋车（黄包车）等等。在鸡鸭店里，爸爸除了每天学着*鸡*鸭，洗净后由师傅烹制，也经常听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讲述着时局。
那时他年岁虽小，却也听明白了，早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国的沈阳，也称九一八事变。之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仅四个月即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又侵占了我们冀东。在爸爸来唐山的头一年，也就是在1935年，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就制定了《何梅协定》，从此中国政府取消国民党在河北省内的一切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军。当时，五十一军的军长叫于学忠。
没过几个月，在1935年的11月，日本人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爸爸知道，从那时起，我们冀东的二十二个县都归这个防共自治政府管。没有中国驻军驻防。伪政权宣布脱离中国政府，还打出了自己的五色旗。这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让冀东彻底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爸爸在这里学徒一年多，一天，突然感觉浑身寒冷，肚子绞痛，呕吐，请来医生一看，说是生了“羊毛疔”。据说医生用针从他前胸上挑出去像羊毛似的肉丝后就让养着。这一病，我爷爷真叫心疼，过了两天，看爸爸病情稳定了，就把他暂时带回了老家养一养。
1937年5月的一天，爸爸和同村的一个儿时伙伴儿张克海一起，背个篓子上山拾柴禾，回家的路上那张克海突然问道：“九子，你入共产党吗？”爸爸错愕地问：“啥是入共产党？”张克海一字一顿地说：“入共产党就是打日本！”爸爸没等他话音落下就急切地说：“参加！打日本谁不参加！我在唐山就听说了，咱们这儿的政府是汉奸！”于是俩人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那伙伴喘着粗气，边跑边说：“回去咱俩一起去找张克栋，他就是共产党”。回到家把柴禾篓子往院里一扔，急急火火的来到了本村张克栋家。
张克栋，化名：张志超，三十五六岁，是村里最早的党员，村党支部*。1936年任中共丰北县委宣传部长。为了抗日，他先是卖掉了自家的十三亩地，买了五条大枪，一支手枪，后又通过卖地及各种方式筹款，前后总共买了三十五条枪，组织了抗日游击队。
爸爸和张克海还没进屋，就听着屋里的人们正在那里大声嚷嚷着：“那小日本国才多大点儿？就想把咱这么大国家给占喽？”“咱得打他！你不喽！咱这不就是亡国了吗？”“那就是不要命了，也得打他们！”“对！不要命了！打他们！打！…...。”
爸爸站在门口，看着屋里的人们，一句话没说，心在砰砰跳。于是那天，由张克海做介绍人，张克栋口头宣布爸爸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燕山深处，还乡河畔，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这时候，爸爸年仅16岁。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炮击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此，称之为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为扩大对华侵略，原华北驻屯军共五千七百七十四人，事变后侵华日军总兵力急剧增至三十七万人。从山海关长驱直入进入河北直逼北平。此外，还将原冀东伪保安队一万七千人中的一万二千多人改编为伪警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 路！”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
此时的冀东，日本人对民众进行着奴化教育，设立鸦片馆、花会、赌场，麻痹人们的斗志。
我还记得我家有个亲戚在唐山市的四眼井儿那儿住。小时候，奶奶领我们去他家玩儿。老两口没孩子，我们叫他们二大爷、二大妈。奶奶说，他们当年在唐山，家有大小七八间房，平日里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倒也自在。日本人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弄了一个大烟馆，这二大爷就染上了恶习，想方设法往大烟馆跑，家里的日子几乎都被他败光了。最后，二大妈身上穿着一件印花布衫，被他扒下来就跑，直奔大烟馆。老婆的死活都管不了了，哪里还想得起国家？民族？最可恨的是日本人对冀东地区的资源、粮食以及金钱的疯狂霸占和掠夺。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开辟华北抗日战场的计划。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时任河北省委*李运昌速回冀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冀热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织“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并派了两位经过长征的军事干部孔庆同、李润民随同李运昌一同回冀东，为冀东培训抗日暴动的军事骨干。
孔庆同（1912-1942），任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长，多次率部打击丰润、遵化两县的日、伪军。
李运昌从延安将孔庆同和李润民接到天津中共北方局，随即又由秘密交通员将孔庆同和李润民送往我们冀东的遵化县，几经周折找到了冀热边特委军事部长王平陆。
听爸爸说，孔庆同曾经跟他谈起过王平陆。他本是迁安县上梨树峪村人，（当时迁西和迁安没有分开，是一个县叫迁安县），长得高个子，脸皮白白的，大眼睛，嘴唇通红。用现在的话说，王平陆是一个英俊帅哥儿。他说话不着急，有说有笑，叫人觉得非常亲切和热情，在同志们当中很有威信，是一个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
1937年12月初，王平陆在孔庆同和李润民到来后，以原游击小组的十二个人为基础，扩充到三十人。创建了“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游击支队”，王平陆任支队司令员，孔庆同任支队长。
王平陆（1902-1938），河北省迁安县上梨树峪(今属迁西县)人。1933年任中共迁安县委*。1936年任中共冀热边特委*。
关于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的创建时间，这里采用的是《王林文集第七卷》中，王林在1941年12月采访孔庆同时的记述。在爸爸的回忆文章中，也是说华北抗日联军的创建时间是1937年12月。但在《冀东革命史》等正式出版的史料中记载是1938年初。我的理解应该是阳历和阴历表现出的计时差异。
开始他们只有四只长短不齐的破枪，子弹很少。就这样，他们转战于遵化、兴隆和迁安。期间经历了各种险境，先是从一个地主家搞到德国独出枪两只，后又在破庙里缴获保安团三只步枪和三百多粒子弹，以后逐步武装起了游击支队。打了不少漂亮仗，在这一地区打出了名气。
1937年12月，第一游击支队在遵化速战速决打败一伪团局后，立即带队来到滦河西岸，隔河离王平陆的家也就近了。这里人熟地熟，比在别的地方方便多了。第一支队来到了王平陆的家——迁安上梨树峪。
王平陆，原名高永祥，冀热边特委军事部长。他家在上梨树峪北头儿靠山坡的几间小平房，像是个下中农的家庭。他的兄弟1933年拉红军抗日游击队失败后，被国民党抓去，惨死在牢里。此时他的父母都健壮，有个十二岁的儿子。他把大伙领到门口看看地形标志说：“你们记住这个门口，一直进来就行了。”
他们想扩大队伍，首先要有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可没有武器是不行的。
在这里，王平陆和同志们制定出下一个作战目标——迁安清河沿日伪关卡。主要目的是消灭那里的日伪，夺取那里的武器弹药，用来武装自己的队伍。
清河沿，位于长城口外的青龙县和关里的迁安交界处，是伪满洲国设在“国界”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卡。从1934年起，日伪在这里设立了海关税局和清河沿“国境”警防所。平日里对百姓无恶不作，连关里关外百姓走亲戚都要交税，家有女孩儿就更要加小心，长城内外的百姓对他们是深恶痛绝。
1938年1月1日，游击支队派出侦查的同志回来说，关卡这些天只有七个鬼子十几个伪军。大家一听关卡内这般空虚，决定连夜出动去解决它。
1月7日夜，他们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地，到了那里立刻投入紧张的战斗。敌人的武器非常精良，弹药充足，在他们疯狂反扑下王平陆命令孔庆同：“老孔，赶快带领大家撤出战斗。我掩护！”
孔庆同带着同志们迅速撤出战场，却没见王平陆出来。孔庆同立刻往回跑，看见关卡房顶上的王平陆还在对着敌人开枪射击，他肚子已中弹负了重伤，不能动转。孔庆同一看，立刻冲上前去，把他背起来就跑，撤出了危险地带，正好碰见一个赶着毛驴的小商人。孔庆同想借他的毛驴一用，他坚决不肯，无奈掏出枪逼着他用驴驮着王平陆，到他姑妈家养伤，没直接回家以免暴露。因出血过多，没有条件及时治疗，伤口发炎高烧，他不久就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
弥留之际，他拉过正在这里的十二岁儿子嘱咐道：“你要认着这些叔叔伯伯们，以后我不在家，他们来了好给他们烧水做饭。”
写到这儿，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挡住了电脑屏。一个人在重伤弥留之际，没有托付战友照顾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却要求孩子认着点叔叔伯伯，以后好给他们烧水做饭。
王平陆，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又将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奉与民族救亡！世上谁人能与其平？此豪气令山川呼啸，山川为他恸容！此英杰令河流哭泣，河流为他奔腾！
王平陆是冀东抗日第一游击支队的灵魂和组织者，在冀东革命史上，是打响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的人。
这次清河沿战斗影响很大，长城内外的人都在传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打过来了。怀念祖国的同胞们用夸大的言辞渲染着抗日游击队的威力，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但王平陆的牺牲，对当时在场的同志们确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对第一游击支队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那个日伪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孔庆同接到消息，汉奸保安队要对王平陆掘坟扬尸。当时正是三九寒冬，孔庆同等绝不允许敌人对我们的烈士实行“尸刑”，趁黑夜好不容易从冻土中把烈士尸体挖出，抬出十五六里地，又费尽力气深挖把烈士埋好。他们怕被敌人发现，不敢立坟头，而只做了记号。悲伤之际，又冷静地考虑着下一步怎么办。一定要完成王平陆未完成的事业，继续战斗。正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李运昌特委*几经周折找到了他们，得知王平陆牺牲的消息，异常难过。
李运昌在这“仗刚打，主将陨”的关键时刻，为第一游击支队布置了下一步的任务。李运昌首先安排孔庆同参加冀热边特委军事部的工作。并把他带到了我们老家——丰润县东高庄。
这是1938年伊始，当时阴历还在腊月里，孔庆同来到了腰带山下，走进这片大山深处的村庄。王林文集中记载着，在这段时间的晚上，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在山间的果树园子中，睡在看园人搭的窝棚里。真不可想象，在十冬腊月山风呼啸，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他是怎么过来的。
从此他化妆成卖篦子的，走村串户，奔走在丰、滦、迁一带。腰带山周围的东高庄、潘家峪、西庄、大岭沟等偏僻的山村都是他的站脚点。他在李运昌的领导下，与魏春波、张志超（张克栋）等人一道，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冀东各界爱国人士，往日伪控制下的保安队、伪警察和乡保卫团派去共产党员进行策反，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在腰带山周围秘密做着冀东武装抗日大暴动，建立冀东抗日联军的准备工作。
孔庆同，1912年生于河南省光山县，1927年参加革命。十五岁就加入农民赤卫队，后改编入红军，长征时在红二十五军任营长。1937年10月孔庆同离开了延安，被中央派到天津中共北方局，到冀东参与组织冀东抗日大暴动。在延安，他初次见到时任冀热边特委*的李运昌。
在张克栋家，我爸爸头一回看到孔庆同。只见他个子不高，衣着朴素，面色黝黑消瘦，看上去像是三十几岁的年纪。因从小跟着红军风餐露宿转战南北，吃了很多苦，其实这时候年仅二十六岁的他，饱历战场风霜，陌生人已无法看出他的实际年龄，然而却精神头儿十足。因为他是南方口音，当地人背地里都叫他“侉子”。
爸爸的回忆中说，孔庆同很健谈，常常给大家讲水浒，说三国，然后借古喻今，很自然就讲到抗日。还说：“古人说的没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众人捧柴，打日本这把火还烧不起来？”那时爸爸经常为孔庆同和张克栋他们送信，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为他们站岗。
我爸爸喜欢听孔庆同操着南方口音讲述当前的形势。从他的讲述中，爸爸知道了我们冀东是抗日最重要的地方。冀东的东、北面是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和长城东段，中卧中国煤产地唐山开滦五矿，东有秦皇岛港，南临渤海，那里有大片盐场，北宁铁路（北京至沈阳铁路，也是后来的铁路京山线）横贯东西，西南是华北的工商业中心天津，西临华北的政治中心北平。日寇由“满洲国”调兵以冀东为跳板，这里是日军进关的必经之路。我们中国要收复东北，也要以冀东为跳板。冀东有高山，有平原，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党的工作基础深，民间蕴藏的枪支多。因此党中央*就非常重视冀东的工作。我们要在日寇的后方组织起来，坚决打击他们，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那日寇就长不了，我们中国人必胜！
那时候，东高庄家家儿都在议论着要抗日了。我奶奶，那年三十九岁，小脚儿，不识字，她的眼睛打小儿角膜上就有薄薄的一层黄膜儿，眼神儿不太好。人却特别聪明。在那个年代，逢年过节，镇上都会有说书的、唱影的，她从小儿不管是听说书、还是看皮影，一听便记住了。我们小的时候每年放寒假，一到晚上就会磨着她给我们讲故事。她肚子里的故事数也数不清，给我们讲的那么多的故事从不重复。这时村子里的变化怎么能瞒得过聪明的奶奶呢？
看着爸爸一年来不停地跟着张克栋等人往外跑，有时还拿着枪。她明白了，儿子大了，他要去打日本子，自己拦不住了。奶奶虽说不识字，说书的唱影的也早让她明白保卫国家这个道理，可心里就是害怕，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这一天，爸爸他们一般大的几个人在奶奶家吃饭，顺便劝奶奶：“你老就别管着九子了，去抗日那就相当于岳飞，那是精忠报国，就让他去吧！”孔庆同那天也在。
奶奶留心看着，那个常来村子里卖篦子的侉子大家都叫他老孔，这老孔看上去有三十几岁，这群小子都听他的，心想，这个人肯定是个官儿。吃过饭，老孔还在炕上坐着，奶奶把爸爸拉过来一把推倒在地，按着脑袋就在地上磕了一个头，嘴里说着：“九子，你记住了！打今儿个起，老孔就是你干老儿（干爹）！”。心里想着，这回这个儿子可死不了了。
直到解放后奶奶才知道，敢情老孔比我爸爸只大了八岁多，那年孔庆同才二十六岁，竟认了一个十七岁的干儿子。奶奶说：“老孔那时候整天不得吃不得睡的，特别显老，看着咋着也有三十多岁。”不过奶奶对磕头认亲一直是非常认真的，认了就是亲！
其实，孔庆同早就留意我爸爸了，知道他曾经上过四年小学，识字，又在唐山当过学徒，对外面的世界略知一二，看上去挺机灵。对孔庆同，爸爸一直都很着迷，常常像个小尾巴跟在他身后。暴动前一天，孔庆同让爸爸当了他的警卫员。
1938年7月6日晚，在孔庆同的带领下，爸爸和东高庄的乡亲们一起忙了一整夜，赶做中华民国的国旗，用油印机赶印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布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委任状”。
我想，孔庆同早年曾参加过农民赤卫队，有过农民暴动的经历，印委任状应该是在队伍迅速扩大的时候，随时任命带头暴动的人的职务用的。
李运昌、孔庆同、张克栋他们联系的原岩口民团的班长阎锡九，组织了六十多人枪，提前来到东高庄，与东高庄准备暴动的的青壮年汇合，第二天一大早，在孔庆同的带领下，用柳树杆子打上国旗，一百余人像一团火一样冲向离东高庄八里地的岩口镇。
东高庄当年是一个只有五十余户人家，二百一十余人的小村庄，参加暴动的就有三十余人。除张克栋外，是一水儿的十七八，二十上下岁的小伙子，几乎是村里这岁数年轻人的全部。在这个穷山沟，每个小伙子都意味着一家人的饱暖。老家的人没有文化，没有金钱，但他们却有着一颗爱国的心和一腔的热血。
在1938年7月7日，冀东抗日联军第二梯队在距东高庄八里地的岩口镇暴动。梯队长孔庆同，副梯队长阎锡九。以前和王平陆在一起组织的抗日第一游击支队的人也赶来加入。老家东高庄的张志超（张克栋）被任命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供给部长。
这一天距七七事变整整一年。岩口镇人群涌动，四外八庄的年轻人都聚集在山口子的南侧，站了一大片，把镇上的大道都给堵上了。孔庆同站在高台上对暴动的队伍做动员报告:“同志们，穷苦的兄弟们，我们暴动了。从今后，我们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日本鬼子烧了我们的房子，占了我们的家园，*了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定要讨还这笔血债，非把这伙强盗赶出去不可。决不能当亡国奴！”
他的话刚一落音，“打败日本侵略者!”“绝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头顶烈阳，青年人们有的扛着鸟炮，有的举着扎枪，还有的提着镐柄，高喊着：“孔队长，我们参加（暴动）了！我们参加（暴动）了！
孔庆同腿上打着绑腿，腰上别着锃亮的盒子枪。我爸爸腰扎大皮带，也挎着一把盒子枪，郑重的站在慷慨激昂的孔庆同身旁。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英俊的小战士。会场上口号声震天，中华民国的国旗、冀东抗日联军第二梯队的队旗迎风飘扬，在场的所有人都心中沸腾，精神振奋。
岩口镇上的伪警察都带枪参加，孔庆同用伪警所的电话给各乡的乡团和伪警所打电话，号召他们起义。加入暴动队伍的更多的是当地青壮年，都踊跃参加。
部队为孔庆同准备了一匹马，因为我爸爸是梯队长的警卫员，也要配备一匹，听说队伍上有一匹马谁都弄不了它，性子烈，只要有人骑上去，它就使劲的尥蹶子！上了马上的人根本坐不下，让马折腾的都站起来，几下就把上面的人翻下来。最后有人说让我爸爸试试。
爸爸从小生长在山区，那时候，这里的孩子因生活条件差，发育都比较晚，到这时他十七周岁，个子还没有完全长起来，比起成年人，他个儿小腿短，上得马上，两只脚正好卡在马镫上，腿上一点富裕都没有，像粘在上面。那马就闹哇！怎么也没把他翻下来。于是这马就归我爸爸了。
不好驯服，却是匹好马，听爸爸说在后来的行军中，这匹马简直就是跑起来无敌手，过河的时候恨不得踩不到河床，欻欻就冲过去，有时会觉得的它把别的马给踩在了脚下。
暴动的当天晚上，二梯队就接到情报说，遵化县铁厂镇的汉奸和伪警察三百多人开到梁家屯的玉皇庙等着截击二梯队。
孔庆同也正好想练练兵，敌人就送上来了。于是，孔庆同跟李大麻子同志拉的另一股游击队约定好，他们由南往北，四总队由北往南，夹攻玉皇庙，消灭这一伙敌人。
玉皇庙在梁家屯南三里来地的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上还有一座完小（六年制小学），小山包西边，隔着一道沟就是西大山了。二梯队这一路在佛晓前开到梁家屯，利用大雾接近山包。孔庆同会吹号，他亲自背着一把军号，准备打响了冒充千军万马吓唬敌人。
孔庆同把人员布置开以后，举枪打了信号，立刻就亲自吹起冲锋号来。敌人还没睡醒，又摸不清抗联究竟来了多少人，听见枪声、冲锋号声和喊*声就乱了。有的空手逃命，有的拿着枪冲出坦墙来，一见四总队攻上来就扔枪求饶。
正在乱作一团的当儿，一个流氓气十足的小黑瘦子倒掂着盒子枪出来嚷叫道：“别打了，我们交枪行不行？”孔庆同当时还穿着灰色的庄稼裤褂，提着一把盒子枪。这家伙也不知怎么看出孔庆同是指挥员，一直朝他走来，一面缴枪一面江湖气十足地朝孔庆同打招呼说：“嗨！咱们在关外拉溜子的时候不是认识吗？你能不记得吗？”孔庆同想利用他，就点点头，叫站在身边的我爸爸接过他的枪，同时命令他说：“那么，你赶快把你的人集合起来，不要瞎窜了！”
这个黑瘦子是遵化县伪保安队特务队的手枪队长，伪军们很听他的话，他一吆喝就集合站队了。他亮开嗓门喊口令道：“立正！报数！......架枪！......向后转！......向前十步走！”孔庆同的人上前收了他们的枪。因为南路李大麻子同志的队伍没有攻上来，其余敌人都钻空子逃跑了。二梯队队收缴敌人枪支以后，还可以看见逃往西大山上的敌人。
随后他们又迅速占领了铁厂镇，很快就遭到日本顾问督导下的伪骑兵保安队和伪警察两千三百多人的疯狂反扑。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大获全胜。连同玉皇庙，整个战斗共俘虏敌人八十多人，缴获步枪、长短枪二百多只，马三十五匹，还有好多好吃的。我爸爸他们一群年轻人跟着孔庆同，刚参军就打胜仗，还吃好的，让他们别提多高兴了。
对于一个刚建立起来的队伍，玉皇庙、铁厂镇一仗可算是不小的胜利，给刚刚建立起来的队伍很大鼓舞，士气大振。
铁厂一战胜利后，爸爸随暴动的队伍从遵化铁厂回师岩口镇，向迁安的破城（现在的迁西县城）方向进发。
当队伍走到岩口镇的时候，就见从唐山赶回来的我爷爷，他身上背着一个粪箕子，手里拿着一个拾粪用的粪叉子，站在大道边看着抗日联军的队伍。当他看见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爸爸时，赶紧走过来追着爸爸的马，嘴里念叨着：“九子，咱回去吧！咱土里刨食啊！老老实实做个人，咱不弄这个呀！”一面走一面说，老泪纵横。
我爷爷叫张成田，十几岁就没了爹妈。爸爸给我们讲过爷爷家的事。早前，家里的日子还是不错的，只因爷爷的父亲在一次出门回家的路上，被打杠子的把身上的财物连同身上的棉衣全部抢走，大冬天浑身上下连一个布丝都没给剩，没法回家，只能躲在山里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天黑后，几乎冻僵了才哆哆嗦嗦跑回家。从此一病不起。家里为给他治病，卖掉了家里所有的地和一头驴，终是没能留下他的性命。只剩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和他们的寡妇母亲。
爸爸说，他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们说，他的奶奶长得白脖子净脸儿，眉眼儿清秀，一脑袋黑头发，小脚特别小。在那个年代这个样子算是长得特别好的女人了。
爷爷的寡母为了让两个孩子能活下去，把自己卖给别人家当了填房。爸爸说，他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们说，爷爷的寡母坐在别人家的马车离家时，看着马车后面跟着的俩儿子，哭的都快晕死过去了。
后来爷爷的弟弟十来岁也得病死了，弟弟死后，十六七岁的爷爷，便只身来到唐山火车站扛交行，也就是现在的搬运工。因为他老实厚道，干活实在，为人诚恳人缘儿好，又没有家庭的牵绊，在火车站很是中用，因此老早就当了打头的，也就是现在的调度。火车站附近的人都知道“火车站老张”。
因爷爷无父无母，不大回老家，逢年过节都在火车站干活，就老大也没说个媳妇。在他三十七岁那年回老家，经人保媒说了我奶奶。
我奶奶当年十七周岁，遵化县甄庄人。爷爷是个厚道人，会过日子，自己攒了很多年钱，说来也不少，除了回家置点儿地就是给奶奶家彩礼，娶她过门儿。奶奶家十个孩子，她是老大又有点眼疾，找我爷爷可以多要彩礼，也就正好各取所需了。
爸爸的前面还有一个姐姐，爷爷四十一岁上才有我爸爸，到这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在那个人活七十古来稀的年代，这个岁数算很老了。再看他的长相，瘦高个儿，浓眉毛，一脸的沟壑纵横，一生的辛苦沧桑写满了他整个人，就不是现在意义上那个年纪的模样。
爷爷眼看就不能养家了，家里可以指望的就是这个大儿子。在他的眼里，爸爸就是他的命。如今这个大儿子又走了，还是去当兵，说不定什么时候打仗就死了，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他追着部队走了十几里地，队伍上的同伴都帮爸爸说情，说：“大爷，你老回去吧！没事的！你看我们不都挺好的吗，回去吧！……。”没办法，他回去了。一步一步往回走，神情落寞像丢了魂儿。他身上背着的粪箕子随着他龙钟的脚步一晃一晃的远去。
爸爸随着暴动队伍这团烈火一路燃烧，势如破竹，每到一处，就有当地的青壮年、民间武装和伪警察陆续加入，有的青年农民，正在地里翻着白薯秧子，一听说打日本，把农具一扔，直接就加入了暴动的队伍。一路走，队伍在迅速扩大。
到了破城（如今的迁西县城），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孔庆同趁势动员。他们先后收编了前来加入的有：王保堂和王大肚子的二百多人；药王庙的乡团、伪警察一百多人；牛郎山的伪警察，乡团和青壮年……。乡团和伪警察都自带枪支。还有很多人主动献出枪支拉出马投军。没几天就扩大到一千多人枪。抗日的烽火迅速蔓延，气势是多么的震撼。
爸爸还记得，孔庆同将部队开到迁安县的西庄（现在这里属迁西县），接受李运昌同志以抗日联军司令的名义检阅。只见他穿着白西装，带着纸捻儿礼帽，特别神气特别威风。他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激情昂扬，祝贺第二梯队胜利暴动。报告了国际国内和我们冀东总的形势，讲述着抗战必胜的道理。我爸爸第一次看到李运昌，第一次见到大首长气势磅礴地作报告，让他一生难忘。李运昌的报告，大大鼓舞了士气，军威大振。
这以后，起义和投军的人更加风起云涌，一波连着一波像赶庙会一般来投军暴动。有如山洪暴发，一时间谁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孔庆同对阎锡九讲：“这样下去可不行，不能巩固。”于是决定开往一个叫三十二岭的村庄去整编。
暴动的部队如同潮水般在大道上前行，马蹄声，大部队众多人的脚步声嘈杂一片，走到哪儿都扬起一片片扑面的黄尘。各个村子都在传说：“起八路军啦！人多了去啦！”很多人也不知道八路军是怎么回事，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都是兵。自古百姓都怕兵啊！
大路两边的村庄和镇子里的人，一听到部队前行的声音，起来就没命的往外跑，跑的离村镇越远越好。都怕呀！没等大军到，人就都跑光了。当先头部队刚刚进到一个村镇的时候，队伍一散，“哗”的一下都跑到大路两边的店铺家，进到屋里上去就抢。所有衣服被褥以及各种商品用品被一抢而空。
爸爸当时也进屋了，就见一个人站在炕上。那年头儿北方的土炕上面的墙山上，都吊着一块木板，用来放东西的，刚巧上面放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这人手托着这碗喷香的大肉急的两眼冒金星。有心吃了吧！别的东西就抢不着了，不吃吧？又怕便宜了别人。
要知道那年月，只有过年才有肉吃。穷点的人家一般都是年三十中午吃大肉，吃剩的炖肉晚上切碎放点白菜、酸菜的就包饺子了，平日里哪里吃得着肉呢？这人端着这碗肉掂了掂，两眼一立，“我操*去吧！”站在炕上居高临下一扬手，就将那一大碗肉“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大块的肉一摔到地上再弹起来乱蹦，散了一地。可惜了那一大碗肉！
我问爸爸：“你抢了吗？”他说：“抢了。”我问：“你抢的啥呀？”他说：“抢了一个褥子，给孔庆同垫马了”。
说起吃肉，爸爸曾给我们讲过暴动时的小故事。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特别好玩。他说，当年他随抗日联军行军至一个村子，从一家院子往那家的堂屋走，一进门，就看见部队上的一个小子蹲在灶火堂旁边，拍打着从灶火堂里扒出的一堆儿没有烧尽的草木灰，用掏灰耙在上面拍了拍，一会儿，就从里面扒出一个东西，抖落抖落放嘴里嘎叽嘎叽嚼巴嚼巴就咽了。爸爸问他：“你吃啥呢？“那人说：“蛛蛛！”就是蜘蛛。那人一抬头问：“你吃吗？”爸爸目瞪口呆，心想，蜘蛛能吃？可看着那人嘎叽嘎叽吃的挺热闹，好奇的说：“吃。”于是那人又从那堆灰里扒拉出一个蜘蛛给了我爸爸。爸爸说他接过那蜘蛛抖落抖落往嘴里一塞，嘎叽嘎叽嚼巴嚼巴就咽了。我们都直着眼睛问：“啥味？”爸爸说：“粘了吧唧的没啥味。”妈妈说：“快别说了，太恶心了。”
然后爸爸继续说：“我还吃过耗子肉！”我们都津津有味的听着。妈妈接着说：“你快别跟孩子们说了！”爸爸笑，没管她接着给我们讲。也是行军至一个村子里，爸爸随孔庆同进了一家，那家里的女人们在堂屋做饭，有一小子一直在灶台旁边不走，饭做好了，爸爸他们就在这家的炕上吃饭。
饭后，爸爸从屋里出来，就看那小子从灶火堂里扒出几个黑了吧唧的大泥疙瘩。爸爸问：“那是啥？”那人用掏灰耙把泥疙瘩掏出来敲开，剥去泥皮，一面剥一面烫得够呛，说：“耗子”。原来是那人抓了几只田鼠打死，然后裹上黄泥，人家老乡做饭，他就把那几个泥裹耗子放在灶堂里烧，饭做熟了，再掏出来，敲去泥皮，耗子的皮毛就被粘下去，只剩一团肉儿。那人看爸爸直勾勾看着他，问：“你吃吗？”爸爸想都没想说：“吃。”那人拿起一个烧熟了的耗子，拽着耗子的两只后腿儿一撕，给了爸爸半只耗子。我们都问：“什么味儿？”爸爸所问非所答，说：“肉忒少。”哈哈！那时的人，谁不喜欢大口吃肉？
爸爸讲过，刚刚组建的抗日联军，绝大多数人不识字，老百姓叫他们是“扛大枪的”。所有人政治上都没受过教育，军事上没受过训练，都是二十郎当岁的男小子，就这么突然间为了抗日聚在一起，纪律就成了眼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部队必须紧急整训。
这天下午，部队到达迁西的三十二岭村，爸爸随孔庆同走去了一个院子，就见院外已经设岗，院内有十五六个人，被五花大绑面朝外围成一个圈儿跪在那里。这些都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他们有的拿着个大枪跟老百姓诈钱儿，有个别人强奸妇女。
进到屋里已经有八九个人在等他们了。孔庆同目光锐利，严肃的对大家讲：“抗日联军是抗日的队伍，决不允许祸害百姓！要抗日，就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没有纪律的军队打不了仗！所以我们就必须有铁的纪律。”在场人员意见一致：要让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不敢坏，好人不学坏。那就“*”！有人喊：“谁当刽子手？”“我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人高喊到。爸爸当年讲到这里时有名有姓，可我记不得了。
这人拿起一个大砍刀，那大砍刀的刀背很厚，有一厘米。出得屋来到院内，站到了那个圈儿里，抡起大砍刀，那人头一个一个被看下来掉在地上，神经一时间没有死，眼睛一翻一翻，牙齿还在一下一下啃土。场景极其恐怖。
这一下部队里传开了。那些违反纪律的人都被砍了，人们一下子都老实了。从此再没有违反纪律干坏事的人，从此部队嘈杂混乱的状况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听从命令，整齐划一，纪律严明。
由此我很感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之所以称之为钢铁长城，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所以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壮大打败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就是因为有铁的纪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殊不知，这铁的纪律，不是温良恭俭让就可以形成的，那也是用鲜血铸就的。
部队经过整训严肃了纪律，在二梯队的基础上，将各处汇集来的队伍整编成了四总队、十一总队、十二总队、十三总队、十四总队。爸爸他们是整编后的四总队，共计四千多人枪，分为三个大队。开始分出去的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总队的军事指挥权归四纵队管，后期才真正分开。
所以当时的四总队还领导、指挥被分出去的另外几个总队。以后更是势如破竹，像狂风扫落叶一般，把敌人建立了三四年的伪保安团、伪警察一扫而光，除了县城孤立据点，广大农村都变成了我们抗日根据地。
爸爸他们路过一个山沟，突然遭到当地一伙土匪的阻截，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谁都不能从这儿过，几经交涉打了起来。孔庆同早就看清楚情况，用了心思，告诉部队尽量不伤他们性命。四总队人多，土匪败了。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土匪头儿那年才二十二岁，被击毙。爸爸说那人的腿长得左一节右一节的错着个儿。就是断一次长上，断一次再长上，因为没有治疗，就长成那样了。其余那四五十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被孔庆同收编加入了四总队。据说这些人打起仗来特别勇猛。
上世纪五十年代，爸爸去北京开外交工作会议，住在北京市交际处，碰到北京市交际处长，一听说话口音，爸爸说：“诶！”你是冀东人呐？”对方说：“是”。“你哪部分的？”对方说是四总队什么大队的（当时爸爸说的很清楚，可我不记得是几大队了），爸爸说：“你们原来是土匪来着！我们收编的你们呐！”对方为当年堵道的事还直道歉。我爸爸偷偷笑的不行，心说话儿：“快拉倒吧！都多少年了，早就是同志了，还道什么歉？”可表面上还是生生的板着面孔。
此后，四总队又一鼓作气攻取了兴城、王官营、榛子镇等多个重镇。半个月以后，队伍扩大了上千人，战马不下三四百匹。
节振国（1910-1940），矿工出身，冀东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
秋后，在抗日联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孔庆同又率部东渡滦河，接应节振国的工人特务大队。驻扎在长城白杨峪口里的一个山沟里。
跟节振国汇合后，我爸爸认识了节振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拍节振国的电影，还请爸爸去看彩排，让提提意见。我听说后问爸爸：“那节振国像吗？”他说：“像。”我问：“长的像？”他说：“英雄人物，主要是精神。”其实我当时听了有点小小的失望，很想知道真的节振国是什么样的。
后来他告诉我，节振国本人的性格相当活跃，特别有意思，常常干出与众不同的事。比如有一次他去赶集，上衣只穿了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就在后面逛荡着，一根棍子横在腰的后面，两个胳膊弯曲从后面挎着那棍子，仰着脸儿哼着小调，晃来晃去地走在大街上，弄得好多人见他老远走过来都笑的不行。其实他就是一个嘎小子，每次行动都有不少鬼点子。
在白杨峪，爸爸他们在孔庆同的指挥下，又打了一仗。爸爸的回忆里详细讲了白杨峪战斗的始末。
与节振国汇合后的第二天早晨，爸爸他们刚吃完早饭，侦查员就匆匆赶来向孔庆同报告，伪满军一个营三百多人正向我驻地扑来，离我们只有四五里地远了。孔庆同、阎锡九、节振国一碰头，果断做出决定：部队分成两股，分别抢占侧翼山梁，埋伏在密林和草丛中。另外还专门命令一个大队守住沟口，不准一个敌人跑掉。
半个钟头以后，敌人大队人马闯进了山沟，除了伪满军以外，还有一个小队的日本兵。明晃晃的枪炮一下子把爸爸他们都给吸引住了，肩扛着的是三八大盖，轻、重机枪还有掷弹筒，马拉着的迫击炮。嗬！好不神气！怪不得老百姓都管满洲队叫二日本子。眼盯着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爸爸心里一阵兴奋，对孔庆同说：“敌人送礼来了，咱得好好的招待呀！孔庆同一笑说：“好好招待！给我打！”这一声令下，我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在两面山梁上吼起来了。顿时敌人乱作一团，嗷嗷的乱叫，羊群似的向沟口涌去。可是，他们刚刚接近沟门，就遭到我埋伏部队的猛烈阻击，只好又卷回来，企图仗着轻重机枪反攻。孔庆同抓过小战士手里的军号，嘀嘀哒哒地吹起来。战士们一跃而起如猛虎下山，“冲啊！*呀！”呐喊连天，震荡峡谷。敌人看我军如天兵降落又不计其数，哪里还敢顽抗！他们被我军全部压制在山脚下的河沟里成了“馅饼”，只好缴械投降。这一仗打得真叫漂亮！战士们把战利品装上骡马驮子，拉起炮车，连同俘虏大队，排了足有一里地长。
迁安白杨峪一战，爸爸他们所在部队消灭伪满军一个营和小日本儿一个小队。抗日联军打了胜仗，走到哪，老百姓都给他们*猪，做好饭慰劳他们。
早先，我们常常听人说“小日本儿”“小日本儿”，为此我们曾经问过奶奶，为什么都叫小日本儿？奶奶说：“那日本子长得都矬溜去了呀！”
在姜文的一次谈话节目里说，当年的日本人大约是一米五，从当年的照片上就能看得出。三八大盖是一米六八，从日本人与三八大盖的比例上就能看的非常清楚，他们是一米五。这也让我们知道了，叫小日本儿不是在说日本的国土面积小，而是他们日本人那时候都是小个子。
1993年夏天，我爸爸在唐山工人医院住院，我的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医院看望他。那朋友问他：“白叔叔，您抗战时期去过迁安吗？”爸爸说：“暴动那年，在迁安的白杨峪打过一仗，跟着队伍去过一次县城，在迁安城外的山顶，我们骑在马上，看着迁安县城里好多地方还都冒着烟。那是八路军四纵刚刚把迁安城打下来，我们没有进城”。
白杨峪战斗后，爸爸他们四总队奉命度过奔腾的滦河返回丰、滦、迁，住在东马庄户村。当时，兴城据点里的敌人正强迫民工抢修南观一段的公路。南观，离兴城只有十余里，每天都有一个小队鬼子监工、警戒。孔庆同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定*扰它一下。于是专门挑选了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好射手，每人配上新缴获来的三八大盖和足够的子弹，组成了一支精*突击队。第二天，天还没亮，孔庆同也扛了一支大枪，带着突击队，事先埋伏在施工路段两侧的山林里。
日头爬上东山头，鬼子压着百八十个民工来到工地。他们把枪往路旁一支，就吆喝着民工快干。这时孔庆同砰砰两枪，首先撂倒队尾的鬼子兵，大喊：“乡亲们！快散开！”战士们也跟着喊：“乡亲们快跑！别给狗日的修路啦！”
民工们一听，“呼啦”一下全跑光了，路段上只剩下惊慌失措的鬼子兵。我突击队员居高临下，“巴勾、巴勾”地放着排子枪。惶恐不安的鬼子只能听见我们的枪声却找不到一个人影。他们胡乱地向山上打枪，机关枪“咕咕咕、咕咕咕”地吼叫着。当时爸爸趴在孔庆同身边，他们侧身在一块岩石旁，准确地射击着。一边打一边喊：“瞄准点，照机枪打！”于是，爸爸他们一齐向敌人的机枪开火。一个射手完蛋了，另一个射手吓得“扑通”一声跳进河沟里不敢露头了。机枪一哑，其余鬼子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他们的尸体越来越多，路基上，田埂里横躺竖卧。侥幸活下来的鬼子抱头鼠窜，狼狈不堪。正当爸爸他们要冲下山去抢机枪时，就听孔庆同突然下令：“撤！”爸爸一听，愣住了，心想：再打一阵，敌人就全报销了，还能得挺“歪把子”和几条大枪，怎么在这时候撤退呢？正在爸爸迷惑不解的时，山北面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原来在爸爸他们猛烈射击的时候，孔庆同最先听到隐约的“嗡嗡”声。孔庆同判断敌人的援兵到了，于是果断下令撤出战斗。
爸爸说，他们四总队之所以在暴动中能够屡战屡胜，不断壮大，主要是他们有孔庆同这样一个能够灵活运用*的战略战术，善于主动出击，多谋善断的指挥官和战士们的抗战热情。
在冀东，1938年7月，是冲天烈火燃烧的七月。轰轰烈烈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震惊中外。很多国内外报刊都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
中共中央对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极为重视，派来由宋时轮为司令，邓华为政委的八路军四纵共五千人的队伍，赶来冀东策应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
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严密的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敌人后方的二十二个县，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动起来二十多万人，组织了十万人枪的武装，拉起队伍拿起枪，声势浩大，势不可挡，一起奔赴抗日战场。
冀东抗日联军成为冀东坚持抗日战争的支柱。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其势不可挡。三个月内，基本摧毁了汉奸政府在农村集镇的政权，攻克九座县城。
我特别骄傲，我的爸爸，当年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小警卫员，但他确是那场冀东人民武装大暴动的亲历者，在民族、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与冀东二十多万人一起，挺身而出，献出了他的青春。
1938年10月8日，八路军四纵党委、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冀东抗日联军的领导，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会议，做出八路军四纵和冀东抗日联军大规模西撤的错误决定，将刚刚建立的冀东抗日联军拉往平西根据地去整训。暴动队伍陆续西进，爸爸随四总队开始了行军，踏上了西去的路。
西撤的冀东抗联部队总计有五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由冀东各地集中到遵化县，再从遵化经蓟县向平谷、密云进发，经平北进入平西根据地。沿途没有粮草，走到哪吃到哪，走在前面的队伍还能勉强维持，越走在后面的部队群众就越难支应。各部竞相觅食，纪律无法维持。当时业已深秋，暴动队伍尚身穿单衣，还不断遭到日伪袭击，很多人逃亡，这种现象无法控制。
一路奔波，当爸爸他们走到密云县的一个坡面朝南的山坡上，山下紧挨着的是通古铁路(日本人修的）。突然间铁道斜坡后面枪声四起，为主的武器就是轻重机枪。“突突突突！”随着枪声一片一片的人倒下。当时的部队很大一部分人没打过仗，有的战士拿着个大枪支楞巴叉的也放不好，都慌了，一下子就乱了，关键是我在明，敌在暗。山坡上很开阔，没有任何掩体，我们的武器又不行，而敌人是事前埋伏在铁道斜坡下面的。眼见得死伤无数。枪一响，爸爸和孔庆同的马就都惊了，乱跑乱跳，几下就跑散了。
爸爸的马性烈体壮，狂跳乱蹦的驮着他跑了很远，好容易才停下来。下了马，看了看周围，是无尽的大山。他把马一扔，心里记挂着孔庆同，调头就往刚才的战场跑。听到那里已经没有了枪声。
回到刚才的战场，走到近前放眼一望，只见山坡子上是“一片黄啊！”我问爸爸：“什么是一片黄？”他说：“是黄军装啊！”死伤战士身上的黄军装。也有活着的受了伤，有的腿打得站不起来不会走，伤口“突突”的冒着血，有的肚子打个眼儿，肠子都流出来了，一个劲儿的用沾满泥土和鲜血的手往肚子里塞。
一时间，年轻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衣衫流进了身下的土地。受了伤动弹不得的战友看见我爸爸，都紧着说：“福臣呐，你得带着我们呐！”爸爸说：“带着你们带着你们！我一个人带不走你们，我去找部队，一定来接你们！”
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人接他们。他们一个一个都死了。要知道，当年深山里还有很多狼呢，他们夜间会出来觅食，那些牺牲战士的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谁也不知道。爸爸没说。我查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均无记载。
有一次，我和朋友王建忠等人聊起这段故事，他曾问我：“当年四总队有军装？”我一下懵了，是啊！他们有军装？后来我找到老家的人一打听才明白了，四总队除青年农民外，有一部分人原来都是伪警察、伪保卫团、伪乡团等等，他们是都有军装都有枪的。他们除身上的军装外，把自己的旧军装也拿来送给一起暴动的弟兄们。这样，四总队看上去穿军装的人很多。
爸爸去寻找部队了，我们的部队在哪？真不知道。于是他决定往回来的方向走。虽然在首长身边时间不长，却让他学会了很多。比起别人他多了个心眼儿，在情况不明的地方，知道隐蔽自己。白天，他会在深山里找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躲起来，看好方向夜晚再走。没有吃的，就饿着。半路上，路过深山里的人家时，听着谁家没有狗咬（这是爸爸的原话，“咬”是“叫”的意思），就轻轻扒开那家的门栓，在人家堂屋里用瓢从水缸里舀点水喝，然后悄悄出去接着走。
一天又到了晚上，那天是阴天，没有月亮，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刚走到大道边儿，就听着“咵咵！”整齐的大皮鞋声。是日本兵！他停下来，静静的坐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旁，一队日本兵就从离他很近的地方排着大队走过去了。听听走远了，站起来接着走。爸爸机灵的躲过一劫。
那时爸爸未满十八岁，在这样危险的时候，能够镇定自若，能够冷静面对就在眼前的危险，也是他能够在后来无数危急情况下得以存活的性格特质和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走了三四个晚上，突然听到了不远处的山沟里有歌声。他一愣，诶！只有我们的队伍才唱歌啊！高兴啊！几天来的无助、饥饿顿时烟消云散，疾步朝着歌声走去。
在一个山沟里，他看见了我们冀东的部队，还看到了孔庆同等领导同志也都在。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经过这一场枪林弹雨的洗礼，同志们相见没有眼泪，孔庆同和爸爸默默的看着对方，爸爸按平时的习惯，静静的站在了他的斜后方。
我爸爸是幸运的。山坡上牺牲的战友们，他们年轻的生命长眠在了那个不知名的山坡上，还有好多打散了的兵，几个人或十来人结伴往回跑，跑到一个地方就被那里的人报告给村里的民团、伙会儿，然后就被抓起来，皮鞭子沾凉水，灌辣椒水等等酷刑，不*了就被折磨死，几乎没有活着跑出来的。
爸爸他们属李运昌部，由北路返回丰滦迁（当年的丰润、滦县、迁安。原来的迁安县包括现在的迁西县）地区，抗联部队在东返途中，适逢日军大扫荡，他们在滦县的西河和杨柳庄附近又打了两仗，爸爸的好多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原来保存下来两千余人，经过长途行军让抗联战士相当疲惫，加上连日苦战牺牲颇多，没吃没喝，抗联战士处境极为艰难，不少人自动离队，最后只剩下一百三十人。也就是爸爸他们这支队伍。
现在想想，四总队之所以能够存留下这一百多人，关键是领导的坚持。孔庆同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他从参加农民赤卫队开始，经过长征，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斗洗礼，源于他的坚定和坚持。他不走，新参加队伍的战士心里就有主心骨，在生死关头，领导就是大家的榜样。
西撤失败了，冀东抗日联军损失巨大。我爸爸他们的四总队，在西撤前有四千多人枪，到现在只剩下了一百三十多人，留下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
想想爸爸给我们讲的西撤遭日本鬼子伏击的情景，山坡上牺牲的都是非常年轻的战士，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的心中就有着抹不掉的痛。
尽管如此，冀东人民抗战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冀东抗日大暴动，留下了众多火种。爸爸就是那些火种中的一颗。爸爸当时还不到十八岁，三个多月的时间就亲眼目睹了太多生死，亲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他没有彷徨，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在艰苦的岁月里，残酷的环境中坚持着。这种坚持，对于今天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他们做到了。他们这些幸存的火种，又在后来的抗战中，再次点燃了冀东这块热土，让抗日的烽火继续在冀东熊熊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