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奥运会期间辱骂杨倩、王璐瑶，到北京冬奥会期间攻击谷爱凌、苏翊鸣；从造谣杭州女子取快递出轨，到逼迫寻亲男孩刘学州自*……近年来，网暴者攻击的对象范围之广、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触目惊心。
要用什么样的惩治手段，才能震慑住“键盘侠”？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业内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在加大严打力度的同时，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加大平台责任等方式，建立更加完善的惩治机制，让“按键伤人”的网暴者再不敢如此肆无忌惮。
累计清理
相关有害信息87.9万条
2018年8月，四川德阳一名女医生自*；2022年1月，寻亲男孩刘学州自*……近年来，网络暴力、网络欺凌不断引发悲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认为，网络暴力在极短时间内即可造成严重后果且不可控，轻则侵犯公民隐私权、名誉权，重则伤及人命，甚至出现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后果。
“网络暴力突破了道德底线，往往伴随着侵权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有的通过侮辱诽谤、威胁恐吓等形式，输出语言暴力；有的利用人肉搜索等手段泄露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有的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对他人*扰嘲讽，实施道德绑架。网络暴力不仅侵害他人的尊严、名誉和隐私，也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所以我们的态度是要坚决打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拥军说。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张拥军介绍说，2022年以来，累计清理相关有害信息87.9万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4.1万余个。
呈现组织化产业化规模化现象
网络暴力、网络欺凌，已经成为当前网络上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心态嬗变以及资本恶性竞争手段升级，网络暴力乱象频生，屡有制造舆情激化矛盾，引发恶性社会事件，并伴随着明显的不当利益诉求。”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乾坤（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法蒂玛说。
法蒂玛直言，不同于早期发泄情绪为主的网络暴力，升级后的网络暴力呈现出组织化、产业化、规模化现象。
法蒂玛注意到，近年来，网络暴力的舆论暴发契机，已经从偶发性社会事件日渐向精心挑选对象、日期和话题转移，呈现明显人为操纵的迹象。网暴者利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流媒体推送机制多管齐下，炮制图、文、视频、弹幕病毒式传播不法信息。他们的暴力手段和损害后果也随之升级，从网络空间的造谣诽谤到现实生活的人身威胁，从精神损害到迫使他人自残、轻生或“社会性死亡”。
“很多网络暴力背后都有黑公关的身影，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这类黑公关掌握着大量的未实名注册的手机“黑卡”、各类平台僵尸号，在网络上利用水军、僵尸账号，采用机器人、群控等方式，短时间炒作同一话题，发布同质化言论，对舆论进行恶意引导，对网络暴力言论进行恶意传播，造成当事人权益的严重损害。”法蒂玛说。
多种原因致网络暴力容易反弹
尽管相关部门对于网络暴力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但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治。
容易反弹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网络的匿名性和“法不责众”的心理，让一些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批评甚至辱骂。
“事实上，互联网是有痕迹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网络暴力的大V和网民以寻衅滋事罪被定罪处罚的不在少数，只是有些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法不责众’其实是一种错觉，只是在具体案件中，受限于受害者的法律意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有时并不能对每一个施暴者予以制裁。”朱巍说。
一些媒体和平台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也会为网络暴力推波助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坤认为，一些媒体和平台为了流量利益而追求“眼球效应”，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恣意发表不实报道或者片面报道；网络平台的审查不严格，任由未经核实的自媒体言论发表。
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大进指出，现行诽谤罪和侮辱罪均适用“告诉才处理”原则，尽管“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可寻求公诉救济，但法律设定了较高公诉门槛，且受当事人举证难、警力有限及对法律理解存在局限性等制约，自诉转公诉现实难度大。受害人自诉维权面临高昂取证成本，且网暴言论传播快、牵涉人员多，网络“黑产”背后利益链条繁杂、隐蔽性强，多数人因此无奈放弃维权。
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也被认为是网络暴力治理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认为，当前，我国针对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范中。这些法律法规较为分散，适用性、衔接性不强，由此造成了网络暴力被害人取证困难、求助无门的困境，以及平台主体责任缺位等问题。
可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数据库
多位专家认为，惩治网络暴力，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李大进建议，在刑法中增设“网络暴力罪”，从完善犯罪构成要件，明确立案、定罪和量刑标准，启动公诉机制等方面入手，从而更好地惩治施暴者恶行、护公民合法权益、还网络清朗空间。
李东生建议，完善打击网络暴力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打击网络暴力进行专项立法。同时，加大对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惩治力度。此外，要明确各监管部门职责权限，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有效提升应对网络暴力的效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毛洪涛提出，为应对十分复杂且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建议出台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及刑事责任，并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
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并结合黑名单等机制加以惩治。
法蒂玛建议，公安部门在清除黑公关的同时，对网络账号盗号、非法交易等黑色产业链，以及一些网络平台上内部势力与不法势力的勾结行为，要予以严厉打击。并且要进一步深挖购买黑公关和水军的企业和个人，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同时，尽快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数据库，建立网络违法犯罪信息通报机制，对有网暴“前科”的个体及组织登记在案，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列入失信名单。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蒲晓磊
来源： 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