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部描写中年人不伦纯爱的小说《失乐园》横空出世，也把作者渡边淳一推上了舆论的风口。那时，鲜少会有人在公共场合说“我是渡边淳一的读者”，但实际上有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渡边的作品，沉迷于他笔下刻画的男女之欢。随后，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也相继在日本上映，进一步引发热议，而直到现在，这部小说在已经出版了近30年后，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
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读渡边淳一？
这部小说的译者林少华表示，《失乐园》所失之乐乃是本真生命之乐，其主题未尝不是对本真生命的一种温情脉脉而又咄咄逼人的叩问与探寻，而这对于现代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作家梁永安表示，我们读渡边淳一就是要把作为人的男女复活出来，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都没有，谈其他的东西就非常虚化与机械。今天的人要拼命地得到，然后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人是最重要的，人是最有温度、最有社会情感的，最珍贵的。
在渡边淳一逝世九周年后，4月2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青岛出版社、建投书局与抖音，邀请林少华、梁永安，渡边淳一的女儿渡边直子，和主持人福豆姐姐一起，谈谈渡边淳一与他颇具争议的畅销作品《失乐园》，以及书中对于爱与性、婚姻与自由等课题的观察与探讨。
在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中
他们的群体性很强烈
在日本文化之中，有很多和自然之间的连接、释放，能体现出人的本性和自然性。
《失乐园》把故事背景拉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上世纪90年代，将内心疲惫的中年上班族和外表端庄的家庭主妇抛进主场，经由他们憧憬的“毁灭式”爱情，让众多在奔波忙碌中渐次麻木的现代人从内心深处获得共感。这部引发争议的小说与性有关，又与性无关，其中更多关注的其实是爱情的本质与生命的本真。那么及至当下，我们在阅读《失乐园》时，所看到的又是什么？
《失乐园》，[日]渡边淳一 著，林少华 译，青岛出版社，2018 年 1 月版。
作为日语文学译者，林少华尤以翻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而为大众所熟悉。对于渡边淳一这位作家，林少华给出的评价是“这个作家不像村上春树那样容易界定”。大部分的读者了解《失乐园》是因为其中大尺度的性描写，“如果是现在，恐怕读者的抵触心理不至于那么强。”在林少华看来，这其实与日本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讲究“礼义廉耻”，日本文化也有这四个字，但发挥最好的是“礼”和“耻”。日本的耻感文化，和日本的伦理道德体系有关，上下等级关系、左右平行关系、亲朋邻里关系都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关系网。但在男女关系方面却没那么精细。
《失乐园》（1997）剧照。
中国自古以来受到“男女授受不亲，发乎情止乎礼”的制约，再加上“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样的抒情导向，所以我们在性方面表现得比较中庸、含蓄甚至有些压抑。比如，《源氏物语》被称之为日本的《红楼梦》，在性描写上比《红楼梦》要详细的多，复杂得多。
随之而来的是林少华在翻译上的困扰。林少华说，日本的两性文化比较开放，在近现代文学作品里面，像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川端康成《睡美人》的描写甚至偏于“变态”，《挪威的森林》《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尺度也相当大。这意味着日本不光是男性，其实女性也比较开放。稻盛和夫有一个说法：“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无论你的婚姻幸与不幸；也无论你的枕边人忠与不忠；身为女人，你始终要明白：婚姻并不是你的全部，下半生拼的不是老公，而是你有一个优秀的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优雅的余生。”
《挪威的森林》（2010）剧照。
回到日本的耻感文化，梁永安认为，日本文化里边有一条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给别人添麻烦，在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中，他们的群体性很强烈，“耻”有着很广泛的定义，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人和环境、群体、普通生活的规范都不一样。武士道中的耻感文化，拿生命维护忠诚或者某种价值，用痛苦的最大化表达自己应该坚守的职责。
梁永安说，中国也有耻感文化，这和西方的罪感文化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定居民族出现得比较早。从早期的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近代工业社会，以及我们现在的现代后工业时代，人生尽管一直在变迁，但涉及到的文化是多向度的。
中国过去的中原文化形成的一套伦理，其中很多属于风俗、习俗的东西，变成了伦常。在变成伦常以后，耻感里面就会有大量的人化空间，人本身被作为一个人化的自然，过于伦理化、道德化了。而在日本文化之中，有很多和自然之间的连接、释放，能体现出人的本性和自然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艺术与文学就成为了一种调剂的载体。文学创作是复合体系，里面写生、写死、写不伦，都是浮夸体系里面的一种实体化表述，让我们在社会的硬碰撞里取得一种审美的释放。
2012年，渡边淳一在复旦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讲座结束后，梁永安向渡边淳一提过一个问题：“日本文学里面有很多历史小说，包括井上靖《杨贵妃传》《敦煌》……写得很好，跟中华文化有高密度的连接，你以后会不会写历史小说？”对于这一问题，渡边淳一的回答是：“写历史小说的人都是才华已经没有了，想象力已经没有了，然后借助历史写小说，我永远不会写历史小说。”但渡边淳一后来写了《天上红莲》，写得是平安时期，还是历史小说。梁永安说：“借助历史，他还是很有活力的、很有弹性的，有自己的审美张力在里面。这是我对他的追思，对他的敬意。”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渡边淳一？
就是要把作为人的男、女复活出来
现在的青年千万不要把爱情变成一件平庸化的事情。一辈子可能就这一个机会——爱情是你唯一可能获得的最大的自由。
与渡边淳一出版《失乐园》的1995年相比，现代社会看似更加自由，年轻人会不会更加容易找到自己的爱情呢？
面对这一问题，梁永安认为，“如今的年轻人是不是谈情说爱更容易了，还真是很难说，说不定难度更大了。”
为什么呢？我们处在一个时代转型期，处在城市化、社会中产化的过程中，不能像以前董永和七仙女，你挑水我浇园，也不能像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三转一响就可以了，有吃有穿就可以了，觉得生了孩子、结了婚没有问题。
新一代为什么困窘？主要是生活环境不一样。现在年轻人对生活已经有了新的情感、新的理解，有了新的需求。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是1796年写的，她21岁，原来叫《第三印象》。为什么13年以后再修改？21岁到34岁，她没有一个男人像达西，她找不到，她希望像达西一样，看起来傲慢，但是心里面喜欢看书，跟当时的社会有强大的排斥感。现在社会男女之间的期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的形成还没有跟上社会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