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其他几部电影是只是用较多笔墨刻画了父亲形象，且倾向于负向构建，那么费穆执导，钟石根编剧，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天伦》（1935）则是集中影像，正面刻画了三代父亲对子女的引导、期许，以及年轻一代父亲的成长转变。与批判传统，批判父权的政治片相对应，伦理片也是早期中国电影的一种重要类型。作品却能够在较短的片长打动人心的精神内核，这与在叙事中将人伦道德具象为父亲有密切关联。电影文学作品刻画了三代父亲，礼庭父、礼庭和儿子若燕。
他们的形象通过熟练的长短镜头的切换不断呈现出游离父责、回归父责的人伦主题。父性的期许。礼庭（尚冠武饰）本是个在外闯荡的人，早已做了父亲的他，在老父临终前的嘱托中，才开始扮演父亲的身份。他从父亲那里接过来的不是专制的父权，而是沉甸甸的父责。他必须担负起养育妻儿的责任，并将天伦之爱推己及人。结尾，年迈的礼庭打算把慈善事业交给孙子玉堂来完成，特写镜头追随着父亲的目光，把这种期许显露无遗。
父性的引导。片头的情节与主题看似无关，却具有很强的象征主义，这种手法在《兵临城下》（2001，美国）等西方电影中经常出现。一个年老的牧羊人费劲地找回了迷途的小羊羔，其表达的含义显然借鉴了《圣经》中“迷途羔羊”SheepAstray的典故，寓意迷途在外的孩子只有回到父亲、族群的怀抱才是人生的主题。
这种借用动物“吐哺”的场景在电影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片尾若燕（张翼饰）不仅悔悟，也与自己的儿子玉堂和好，一家人其乐融融，符合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伦之乐”的场景。
传统道德观念的重构。
该作的叙事时间跨度较大，从开头的清末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社会，覆盖了4代人的人生。《天伦》表现的主题主要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孝道”“父母在不远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子不教，父之过”等等因子。作品借重塑岌岌可危的中华道德观念，探讨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在西方的冲击下的存亡。在民族危难已经来临的时刻，也有通过践行传统道德，民族共进退的积极意义。
作品在父亲引导子女践行“仁爱”上找到了中西文化的共同点，而“家”则具有支撑主题的意义。数年前是“家”让浪子礼庭回头，也是依靠“家”完成了对纸醉金迷的解构性社会思潮的反击。然而当礼庭成为父亲，外部力量已经过于强大，“家”已经无法摆脱被“堕落”风气所败坏的命运。
伦理片《天伦》绝不是一次不合时宜的复古，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新生代导演在内的中国新知识分子对激进的反传统、反父权等解构性思潮的一次集体反思和纠偏，是对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再认识父性价值的呼吁。正如好莱坞版的片头介绍，“孝道”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核心力量，是一首“中国之歌”。
“孝道”是作品弘扬的核心主题，而“孝道”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支柱。对此，曹顺庆认为以“孝经”为核心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孝道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古至今，无论是先贤还是帝王都十分重视孝道；在儒学复兴，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孝道文化的有益养分。《天伦》艰难地开启了中国电影反思、重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的探索。加之有鉴于父辈们在抗战中的奋斗牺牲，这种探索在《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面就更清晰了。
最为典型的就是田汉编剧、陈鲤庭执导的《丽人行》（1949），就一反常态地刻画了一个坚持抗日，妻子却在后方与汉奸寻欢取乐的悲情父亲章玉良，与《一江春水向东流》投身抗日的父亲张忠良构成了不言而喻的互文，进一步正向化了中国家庭场域父亲的形象。
进入黄金时代之后，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崛起，在提升作品精神感召力和构建国族自信的时代背景下，这个时期的美国电影较多关注父性的身影，而且以正向构建为主，典型的有《乱世春秋》（1933，弗兰克·洛伊德执导）中的军人父亲罗伯特、《黄金时代》（1946，威廉·惠勒执导）中的退伍军人父亲艾尔；但也有马赛克拼图式的多样化构建，如《红河》（1948）中的养父邓森。
《乱世春秋》（1933）中的父亲罗伯特·马利奥特是好莱坞黄金时代初期的典型父亲影像，和《一个国家的诞生》（TheBirthofANation，1915，大卫·格里菲斯执导）中的父亲们一样，作品格外看重的是他自觉的父责意识和对子女
严宽有度的父爱。罗伯特·马利奥特曾经告别妻儿参加了1899年布尔战争。战争
结束后，一身荣光的罗伯特卸下了从军的社会责任，开始认真承担自己的父亲责任。在泰坦尼克号事故中痛失长子爱德华的他，在一战中却要面临送幼子约·马利奥特上前线的艰难抉择。但是命运并没有照顾这个已经多灾多难的父亲和家族，小儿子最终没能回来。作品展现的是一个慈爱又在打击下坚韧不屈的父亲，考虑到经济萧条，信仰崩溃的大萧条时期，这种刻画也有了社会引导的价值。
《黄金时代》（1946）中的艾尔也是一名退伍的父亲。相距近30年（作品刻
画的时代而非拍摄的年代），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乱世春秋》里的退伍父亲罗伯特·马利奥特那种坚毅的贵族气息，他面对的是战后生活的失落。熟悉又陌生的和平生活、银行的新工作、子女的成长问题和思想代沟，都让他感到困惑无助。《黄金时代》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父亲们的无奈遭遇。他们曾经为了这个苦难的社会扛起重担，履行父亲身份的社会责任，奋不顾身走上前线，然而社会却在他们身后无情地关上了大门。
就像中国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张忠良的遭遇一样，他们努力适应着，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流向何处，更不知道自己曾经的牺牲奉献有什么意义。最终三个退伍战友互帮互助，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生，艾尔最终的宽容地同意女儿佩吉嫁给战友弗莱德，一段美好的生活又开始了。相比于张忠良，他们是幸运的，
因为富裕和平的国度，父亲们才有更多人生选择。作品取名TheBestYearsofOurLives，他们曾经最好的年华过去了，未来尚未可期，同样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年华
也快过去了。
《红河》（1948）中的父亲长时空的宏大叙事是这一时期电影塑造父亲的常见手法，这一点在讲述西部、南部故事的《乱世佳人》《愤怒的葡萄》《青山翠谷》中都有明显的表现。《红河》讲述了1861年在得克萨斯州边陲的红河，西进的托马斯·邓森救下了少年马特·加思，并成为他事实上的养父。故事重点刻画的是邓森为父亲的坚毅、勇气和责任心，以及他有仇必报的冷酷做法和宽容的马特之间产生的分歧。
不过这种价值观的分歧并没有如中国电影《青年进行曲》那样走向决裂，也没有如《春蚕》那样一直横亘在父子之间，而是以父子和解的方式迎来了美满大结局。父子俩以及马特的心上人一起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了下去。这种略带负面的刻画也预示着黄金时代整体正向构建的有父叙事逐渐过去，负面叙事的时代开始了。而这种父子情深——父子矛盾——父子和解的叙事模式，在美国电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集体回归。对于中国电影，则是21世纪初的事情了。
尽管总体上这个时期美国电影对家庭场域的父亲刻画多采用正面描绘的手法，进而通过这种对父亲的崇敬和对父性的肯定，构建美国的国族自信。《浮生若梦》（1938）则刻画了两个亦正亦负的两个父亲：大军火商卡比（托尼的父亲）以及万达霍夫家族的父亲马丁·万达霍夫（爱丽丝的父亲）。前者贪婪成性，作为父亲对儿子托尼十分强势。作品重点刻画的是父亲卡比在另外一位父亲的感染下的转变过程。不同于《天伦》乌托邦式地宣扬孝道，这部作品则是以乌托邦式的手法宣扬睦邻和睦，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回应了美国观众对人际温情的审美诉求，拿下193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青山翠谷》（1941）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李察·勒埃林的同名小说，记录了摩根家中的两代父亲在工业文明的狂风中的责任与温情。作品中的讲述者休·摩根的父亲威林·摩根和哥哥们在矿井里做着最辛苦和危险的工作挣钱养家，母亲和姐姐则在家中准备好饭菜，这和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完全一致。
权威下的温情。父亲老摩根是这个家庭美好时光的庇护神，讲求秩序亦尊重个人，性格倔强又负重前行。他以自己的父性的示范，维持着这个家“爱”的支柱。父亲严厉而又乐观，他虽然在吃饭要长幼有序上斤斤计较，但绝对没有摆出专制跋扈的父权模样。
他努力为家积蓄，但并不抹*子女消费的权利，甚至还不能挣钱的休都有花钱的权利。他是在用一点一滴培养下一代负责任的父亲。但是工业化文明的碎片社会，需要的是可以自由雇佣的个人，而不是抱团自守的家庭。老摩根把大儿子带到未来的儿媳妇面前，实际上是把养家的责任交给了他。电影文学作品成功刻画了一个父亲略带负面的复杂人格。休认为，“父亲是家里的大脑，母亲才是家里的中心”。老摩根所要维护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个家庭。这就是父亲背后经常被赋予的“父责”。
参考文献：
- AtKisson,Alan.An Interview with David Ray Griffin.Redefining the Divine[OL].http://www.context.org/ICLIB/IC24/Griffin.htm,2007-4-5.
[2]Federal Court Terminates Paramount Consent Decrees(联邦法院中止派拉蒙判决),美国司法部官网
[OL].https://www.justice.gov/opa/pr/federal-court-terminates-paramount-consent decrees,2020-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