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的《英雄儿女》，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王成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妹妹王芳坚持战斗、茁壮成长，最终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团圆的故事，生动反映了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一部既洋溢高昂革命激情、又充满真挚人间亲情的优秀影片，深受广大观众赞誉。
英雄重新塑造
影片《英雄儿女》系根据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巴金曾两次亲赴朝鲜前线，生活、采访了近1年时间，先后创作了一批小说和散文作品，《团圆》就是其中优秀篇什之一。它是经过七八年沉淀之后，应《上海文学》杂志社之约写成，虽仅有两万多字篇幅，却以朴素亲切的笔触，用“我”的耳闻目睹，娓娓动人地再现了朝鲜战场上一段真实感人故事：志愿军某师政委王文清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因被捕与女儿离散，来到朝鲜前线后，偶然发现军报的女记者王芳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但没有急于认亲。后来王文清接待来自祖国的慰问团，见到了收养女儿的老工人王复标，由其说明缘由终于和女儿团聚，以此折射志愿军将士同美国侵略军殊死搏斗的英勇顽强，讴歌最可爱的人“一人吃苦，万人幸福”的忘我精神。
《团圆》在1961年第8期《上海文学》发表后，时为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很为关注。他从《团圆》里看到巴金写惯旧中国的笔，成功转向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塑造出可亲可敬的志愿军英雄形象，不禁深为感奋，亲自向电影局长陈荒煤作了推荐。
◆巴金与其小说《团圆》。
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长影领导将这一任务交给有着3年朝鲜战场生活体验、曾导演过《平原游击队》等战争影片的著名导演武兆堤。武兆堤感到在同类题材中，《团圆》有自己特点，但原著相对较为简单，要改编成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约请抗大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秘书的毛烽合作，因其亦曾参加抗美援朝，而且有过电影创作经历，是《上甘岭》《黑山阻击战》的作者之一。俩人专程去上海拜访了巴金，听取其战场经历及小说创作过程介绍，结合当时形势深入探讨，就如何改编达成共识，实则确立了未来影片的走向：第一，作为师政治部主任的王文清，应当成为剧中主要人物，并发挥他在全师中的“政治作用”；第二，剧本中的王文清应该抓住王成这个典型事例教育全军、鼓舞士气，这样，剧本就必须“大力刻划”王成的英雄事迹；第三，既然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就应该表现“正义的战争”是“崇高”的、“美”的。
趁傅钟将军赴北戴河休养之空，武兆堤与毛烽埋首北影设于北戴河的创作基地，日以继夜紧张改编，笔耕20多天搭起剧本框架。其中最费心思的是王成形象的再塑，因原著重心在于王文清与失散的女儿王芳的战地重逢，王成仅是一个穿插其中起着“串联”作用的过场人物。小说对于王成的记述，仅是极为简单的寥寥数语：“年纪不过30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其参加战斗及牺牲，更是一笔带过交待：“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电影《英雄儿女》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
怎样在电影中王成身上，更为生动地体现志愿军英雄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顽强的精神呢？显然不能因循重复已有英雄典型的行为，如董存瑞的炸碉堡、黄继光的堵枪眼、邱少云的烈火烧等。毛烽打开了一直精心保存的两大册《志愿军一日》征文集，在由当时志愿军官兵亲手书写的血与火的记录中，以“同归于尽”方式壮烈牺牲的就很多，仅朔宁前线战斗，有一个团就涌现了25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最为瞩目的是一篇题为《向我开炮》的征文，所记述的23军67师201团的步话机员于树昌的壮举：在参加281.1高地东山腿的争夺战中，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整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仍不断用沙哑的声音呼唤炮火支援，有时来不及调炮，就跳出去用手榴弹阻击敌人，直至敌人密密麻麻从三面包抄逼近，他连续呼叫我军炮火：“别顾我，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最后高喊“首长同志，亲爱的战友，再见啦……”拉响手榴弹。毛烽、武兆堤将其事迹用于片中的王成身上，仅把拉响手榴弹换成了手执爆破筒冲向敌人，这是嫁接了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烈士抱起炸药包纵身跳入敌群，由此塑造出王成无畏、勇敢和为了全局胜利宁肯牺牲个人的崇高形象。
情感作为灵魂
相对王成英雄形象的塑造，对于王文清、王芳的刻划，改编起来就顺当而便利多了。原小说《团圆》就是以这对阔别多年的父女在朝鲜战场重逢作为主要描写内容，为改编提供了颇为充分的施展空间。尤其是武兆堤、毛烽对这类对象并不陌生，他们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与王文清这样的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有颇多接触，甚至曾经朝夕相处。毛烽在朝鲜战场的3年里，基本都在志愿军军级政治部机关工作，对于这一职别主官的工作环境、战争生活、习惯动作，以及影片所显示的战斗中指挥若定、沉着刚毅等，都再熟悉不过。他还曾参与接待过祖国慰问团，当过慰问团长的临时秘书，感受和见证了志愿军与祖国亲人、中朝军民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至于舍弃原著中王芳的军部报纸记者、直接改以原来文工团员身份，并对其作出生动形象地描写，更是得益于他们对文工团有着切身经历与深入了解。武兆堤投身革命后，曾辗转工作于抗大文工团、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中南军政大学文工团，毛烽的爱人亦是文工团员，片中王芳行军途中的呱哒板宣传、祝捷庆功表演、下连队慰问炊事员临场采访、现场演唱等，都是从战争年代沿用至朝鲜前线宣传鼓动情景的真实再现。
尽管如此，他们在改编中还是精心对待。毕竟王成内容所占篇幅不足四分之一，贯串全剧成为主体的，还是王文清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王芳在朝鲜战场的重逢相认，而且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需在前者提供的人物关系、故事轮廓基础上，予以充实丰富与发展升华，使之由平面叙述转化为立体表现，实现既定的改编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