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圣透露，母亲黄蜀芹之所以能够成功将《围城》搬上荧屏，和他的外祖父，戏剧、电影艺术家黄佐临有关。当年，黄佐临曾赴英国留学，归国后曾在重庆国立戏专执教，与方鸿渐有类似经历。“母亲见过外祖父的老朋友们，他们在历史关键时期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方鸿渐等人的身上也体现着那个年代典型年轻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
《围城》的故事发生于1920年代至1940年代，孙甘露在创作表现1930年代上海隐秘战线斗争故事的《千里江山图》时，重温了两集《围城》，对剧中人物的走路姿势印象最深。“演员的表演很能抓住那个时代人的特点。我因为写东西看了大量历史照片和影像，发现当时人喜欢背着手慢慢在街上走，步调比现在要慢。在《围城》中，无论是街景群像，还是葛优、戴兆安等演员的特写，都抓住了这样的特点，黄导肯定和演员做了大量前期功课。”
同济大学副教授汤惟杰注意到，钱钟书曾在其学术著作《谈艺录》的序言中写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在他看来，《围城》同样是一部“忧患之书”，书中所反映出经历抗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变化，所描摹的时代人情，与同时期黄佐临、桑弧导演的戏剧、电影作品异曲同工。
作家、翻译家黄昱宁非常佩服黄蜀芹可以在10集篇幅里，将方鸿渐、孙柔嘉、苏文纨等人物婚前婚后的变化塑造得很有说服力。“同样的内容，如今的电视剧可以拍三四十集。”
期待更多“读片会”
《围城》是一本很难被影视改编的作品。从小说到电视剧，不亚于第二次写作。当年，黄蜀芹带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完成了这次高难度的二次创作。汤惟杰认为，《围城》传播史里可以以电视剧的改编和公映作为分界点。“在电视剧之前，《围城》的传播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内，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播出后，最明显的现象是小说‘洛阳纸贵’。”他记得，当时由于需求量太大，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来不及加印，很多人只好去买错别字甚多的“黄鱼书”，也就是盗版书。“是电视剧给《围城》添了一把火，让它变成全民阅读的作品。”
《千里江山图》也将改编成影视、话剧、评弹等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版由上影集团拍摄。孙甘露认为，《千里江山图》写的是上海的故事，由上影拍摄电影版也是理所应当。
来到黄蜀芹曾经工作的地方参加《围城》分享交流活动，让他觉得温暖感动。孙甘露是思南读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他看来，上海影评学会举办的这一系列经典影视导赏活动，也是一种阅读活动，推动的是对上海电影的“全民阅读”。“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可以让电影生活更丰富。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有那么多杰出的影片、影人，期待这样的读片会能在上海更多、更好、更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