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汉代的豪门生活
秦亡汉替，原本在文景两帝“无为之治”的大方针下，民间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地方上出现了不少富庶大户。如果硬说我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笔者认为可能也就是“文景之治”这一时期了。然而，武帝在位时期，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收入，先后推行的“算缗”与“告缗”等一系列政策，强有力地将地方商业寡头们收拾殆尽，顺道也来了一次民间大搜刮，而寡头们的私有产业也归为“国有”。至于这种“国有化”其中之利弊，乃不言而喻，就不做赘述了。
在这样政策指导下，民间财富完全被散沙化，确实有效地实现了普通百姓“富不过三代”的官本位梦想。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随着秦汉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却被后世王朝奉为根本国策而发扬光大。直到甲午战争之后，迫于无奈的晚清政府才摒弃了国有垄断的政策而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上图_ 明朝官员
三、对士族家族资本的有效限制
前文提及，封建帝王们致力于对民间财富的打压，还有就是“财富随着权力走”，其实此二者乃相辅相成之。帝王们想要实现打击民间财富以达到敛财目的，就离不开官僚集团，这就给了官僚们贪腐的机会。因为有利可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僚集团也确实展现了尤为多的热情与积极性。再加之官僚阶层原本的特权以及汉朝“察举制”这一变相官僚世袭制度的实施，使得这一阶层权力与财富迅速膨胀，甚至到了足以抗衡皇权的程度。
这一时期，官僚阶层又称士族阶层，确实实现了“富过几代”的逆向“非规律”之发展，而势头之强劲，这一阶层俨然成为了新贵族。对于这一阶层的尾大不掉之情形，历经几个朝代，几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都不能很好地弥补这个皇权统治下的大漏洞，直到中国历史上真心最伟大的制度突破的出现与壮大，实现了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个制度就是科举。
上图_ 古代科举考试分级取士详解
科举，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朝，而完善于宋朝。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广为人知的对于文化改变命运的诗句，都源自于宋朝。可以讲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地位之高，赵宋一朝可谓是空前绝后。
科举制度不但为“穷人家孩子”，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的光明大道，更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僚世袭这一政治弊端，从而起到了进一步加强皇权集中的目的，这是帝王们真正喜欢的。
当然，科举之所以能打击士族做大做强，仅仅是解决了官僚世袭问题，并没有根除士宦特权问题。因为士宦特权是吸引知识分子为皇帝所用的筹码，更是封建社会严苛等级制度的根本，这同时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体制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因此科举只能为这一制度服务。
上图_ 魏晋士族
既然世袭制度已经被打破，那么能否延续甚至超越父祖辈的成就就得凭本事“考”来，因此那些官宦之家特别重视对子弟们的文化教育。以此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金榜题名，保持家族名望，这也促成了“家风文化”的形成，这对于君子品质的传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了，并非投资教育以及寄予希望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对于那些落榜，又纨绔之徒，致使家道中落，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原本的官宦之家“富不过三代”更并非鲜有。
同时，相对贫弱之家族，也可以举全族之力，给予年少子弟们尽可能好的文化教育，期望期间终能出一二才子能够光宗耀祖，从而改变家族命运。实际上“富不过三代”还有后一句，就是“穷不过五服”，这也是穷人为之奋斗的原动力。
应该说，科举被给予了太多，非拥有绝对特权阶层人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