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儿子，回忆起父亲时，他说：“父亲很少和家里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经常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
刘少奇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十分严格，他严于律己，家风严明。
为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那时，每到星期六下午，都能看到一位骑着木板包厢三轮车的老师傅，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中南海西门对面，住在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孩子。
然后，每到星期一的早晨，还是由这位老师傅把这群孩子再送回到学校。
在王光美亲生的四个孩子中，刘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铅笔铁皮盒，是姐姐用过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即便这样也没有换新的，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刘源上三年级以后，刘少奇就提议说：“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得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霖都认为刘少奇的这个建议很好，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上四年级以后的孩子不再乘三轮车，给孩子们买月票。从那之后，孩子们就自己去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倒10路公共汽车上学。
上学期间，虽说孩子们在学校不用为吃穿发愁，但也绝对算不上有多么宽裕。当然，在孩子们身上再增加一些开销也还是有余地的，可刘少奇夫妇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普通群众的生活有太大距离。
那时，刘少奇家里几个孩子每年每人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公平公正，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不平等的。因为男孩子要比女孩子穿鞋费一些，每年规定更新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的鞋子就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在刘源的记忆中，那时最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刘少奇夫妇当时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500多元，但却架不住家里人口太多，各项开支也多，这样一来，刨除必要的花销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总归是有些捉襟见肘。
在刘少奇夫妇的开销中，他们每月要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的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40多元，再扣除孩子们的生活费，和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已经剩不下多少了，但刘少奇还要用这些钱来接济和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说到刘少奇家里房租和水电的开支，这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会对自己进行照顾，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实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
重新测算后，刘少奇家里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的40元多出20元左右。刘少奇知道这件事情后，明确表态说：“既然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60年代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见面时，王后提出说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考虑到当时中央“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的精神，刘少奇很爽快便答应了这件事。
可孩子们的外婆听说这件事后却发愁了，因为她觉得几个孩子的衣服如果要登大雅之堂，实在有些逊色，而且有的孩子几乎每条裤子都有补丁，其中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
家里的长辈对这件事情很是犯愁，还有人想过要到北京市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不过，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将就处理了，心灵手巧的阿姨在那个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这才巧妙地掩盖了破绽。
从这些小事便可看出，即使作为堂堂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后来的*，可刘少奇的家庭财政却如此拮据，即便如此，他也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求过特殊待遇，这种两袖清风的品质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