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198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对金庸小说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关于这部剧集的引进，从湖北黄石《东楚晚报》的一篇报道中可略窥一二。“黄石最先看到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是原黄石电视台党支部*向开昌。1984年，向开昌应邀到深圳参加全国城市电视台节目展示会。这是一次看片会，主办方邀请全国除央视和省台以外的地方电视台观看《射雕英雄传》。
虽然大家只看了其中两集，但这部古装武侠片让所有与会者眼前一亮。当时国内电视剧非常少，也没有武打片、动作片。《射雕英雄传》的出现让大家感到新鲜。当主办方向各地方台代表提出是否购买这部电视连续剧时，‘买！买！’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喊出来。”1985年春节前后，剧集开始陆续在各地播放，万人空巷，为人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武侠传奇世界。“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主题歌响彻街巷，郭靖、黄蓉扮演者黄日华、翁美玲等港台演员的贴画被中小学生收藏，大漠夕阳如血、郭靖弯弓射雕的画面，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循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剧集而知金庸，循《射雕英雄传》原著而读金庸其他武侠小说，进而读梁羽生、古龙等其他港台作家的武侠小说，是很多人的阅读轨迹。与此同时，内地有数十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金庸各部作品，仅《射雕英雄传》就有七八个版本。
不过，在版权意识淡漠的当时，基本未获得金庸本人的授权，以至于后来金庸提及自己的作品“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
作为无数读者中的一个，多年后，“70后”作家毛尖在《就此别过》中为这一代人的金庸阅读史写下注脚：“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看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喜爱《射雕英雄传》的，不仅是普通读者，更有许多科学家、人文学者，并由此推动金庸由坊间流传进入学院派视野。
1981年，红学研究专家冯其庸赴美讲学，偶然读到金庸作品，遂有“卧读金书通宵不寐之乐”，后来到耶鲁大学遇到余英时，畅谈的内容之一就是金庸的小说。
金庸的读者里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政治家*，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周光召、黄昆、王选，文史专家陈世骧、程千帆、许倬云……北大教授严家炎将之称为“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在科学昌盛的20世纪，金庸的武侠小说竟然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在‘五四’文学革命过了七十多年，新文学早已占有绝对优势的今天，武侠小说忽然又如此风靡不衰；这难道不是本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谜吗？”
正是为了解开这谜底，众多学者对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探究。唐代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直至20世纪的《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中国整个武侠小说脉络，也在探究中逐渐清晰起来。
“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作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
缘何《射雕英雄传》如此深入人心？金庸自己曾有说法。
在1975年12月为《射雕英雄传》修订本所写的后记中，他说：“《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
他还说到其中的写作技巧：“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
然而，这些理由并不足以解释《射雕英雄传》何以能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在后来各方读者和研究者的阐释中，小说所呈现的家国想象和历史情怀、对侠义精神的提升、对传统文化的保持，被认为是其作品深层魅力所在。
内地最早系统研究金庸小说的陈墨说：“《射雕英雄传》当然是一部武侠小说，是一个长长的武侠传奇故事。然而，它与一般的武侠小说不同之处，是它有着其他武侠小说所不具备的历史真实感及忧国忧民的心怀。”《射雕英雄传》主人公郭靖和杨康的名字寓意不忘靖康之耻，从他们被命名开始，其个人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金庸曾说，郭靖“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射雕英雄传》故事即将结束时，主人公郭靖和成吉思汗有过一场关于“何为英雄”的争论。成吉思汗认为自己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是天下英雄，而郭靖这个年轻人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小说终篇，郭靖家仇已报，与黄蓉终成眷属，似是大团圆结局，但山河破碎之时，个人焉有真正欢愉：“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心想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
到了《神雕侠侣》中，郭靖更对杨过说：“行侠仗义，救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只盼你心头牢牢记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对这些情节详加论述，他认为，义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而金庸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赋予了义新的内涵，“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小说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何平在《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中，则将侠义英雄与儒学相联系，称郭靖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而不可辱”的刚儒。
“如果有谁要我介绍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入门书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向他推荐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小说。”胡河清认为金庸小说提供了“典型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现实氛围”：“黄药师的桃花岛布满了与神秘星相对应的奇门五行机关，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汇集着道家智慧的精髓，黄蓉的美味佳肴飘动着中国食文化的香韵，一灯大师闪着灵光的一阳指则是佛法无边的标志。”
《射雕英雄传》的人物塑造也接续着传统文化的沃壤，金庸曾说起“东邪”黄药师和老顽童周伯通的原型，前者来自“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嵇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后者则集聚了“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活佛等等”的形象，“他们嬉笑怒骂，游戏人间，到老还保存着天真。”
冯其庸是较早撰文称赞金庸小说的大陆知名学者。1986年《中国》杂志第8期刊登冯其庸的《读金庸》，热情谈及观感：“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作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并认为其在包罗万象的思想文化、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行文与境界的文学性、奇而不奇的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这几个方面虽是就金庸小说总体而言，但用于描述《射雕英雄传》也恰如其分。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1994年5月，主打学术文化的北京三联书店隆重推出36册《金庸作品集》。在经历了漫长而不无尴尬的“盗版史”后，这是金庸首次授权内地出版其全部小说作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5月出版的《射雕英雄传》（共4册）
促成此事的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后来坦承：“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不适合做金庸。”“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最终使她下定决心的是两个考虑：一是“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经营状况窘迫、甚至需要租借地下室为办公室的三联书店，看中金庸作品带来的巨大现金流。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最终问世，以整齐划一的古典山水画作为封面设计，定价688元，只做整套售卖。
三联版《金庸作品集》获得巨大成功，1992年，三联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元，而该书每年带来几千万元的回款量。有论者认为，三联版金庸作品的出现，意味着金庸小说“已经从单纯的阅读和消费价值转变成经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价值”。
这一年，还有两件事情广受注意。一是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头衔，严家炎在仪式上致辞说，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
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排在第4位，并选录《射雕英雄传》，舆论哗然，称此举“颠覆教科书，石惊文坛”。
几件事情叠加，经媒体放大乃至变形，引来激烈争议。此后几年，关于对金庸作品评价的争议不时见诸媒体，王朔、王彬彬、何满子、袁良骏、李国文等都表达了对金庸作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持论大多是：武侠小说是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不宜过度解读。而严家炎、陈平原、徐岱、宋伟杰等，则从文化生态平衡和武侠小说命运、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等角度，在百年文学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金庸小说乃至武侠小说的价值。
在围绕金庸小说展开的雅俗之辨、经典建构等争鸣与探讨中，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价值日益被重视。1995年出版的冰心、董乃斌、钱理群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将金庸小说作为“现代通俗小说”成熟的标志第一次写入文学史；199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设专门章节介绍金庸。200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外读本选取了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有关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