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道具
这或许会让人联想到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经典话语：“当人们开始抬高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盲目地崇拜他，就等于开始贬低人们自身的价值。人们从信仰上帝到信仰科学，无非就是换了一个上帝。”《哆啦A梦》是在宣扬“科技崇拜”或“科技万能”么？或者，像一些漫画评价家批评的那样，在宣扬一种不劳而获的处世态度呢？并不是这样。就像日本漫画评论家石子顺造所说：“漫画，不挑选读者，它以所有读者为对象，它塑造冲突，肯定会有善恶，但是不会教化善恶。你可能学习哆啦A梦的牺牲精神，辅助大雄，求仁、向善，也可能不是，这都取决于读者自己。”
《哆啦A梦》的情节，基本都是沿着“困难的出现—求助于道具—解决问题”路径展开，但高科技的道具并不万能，美梦通常只能做半集动画片的时光，而且往往最后总是以穿帮收场。每次在哆啦A梦即将化解问题之时，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打乱如意算盘，大雄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地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事情，比如做作业。
随着《哆啦A梦》系列的延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主人公们虽然需要道具的帮忙，但是更主要的是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与坚强，战胜了困难。比如有一次，大雄为了考试得100分，就找到机器猫，让他将“保证考100分的铅笔”借给自己。哆啦A梦给他说了一番大道理，可是就是说不服他，于是就生气地走开了。临走的时候，他扔给大雄一个非常蔑视的眼神，“仿佛看见了什么肮脏的东西”。最终，大雄被这个眼神震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还是凭自己的实力考试。
到了剧场版动画《哆啦A梦：伴我同行》里，因为哆啦A梦的离开，大雄更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再也不能依靠道具了。大雄虽然很难过，但是却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胖虎，证明了自己可以摆脱对高科技道具的依赖。人们喜欢《哆啦A梦》，或许也是渴望在冷冰冰的科技世界中，能够保留更多的人性（亲情、友情、正义、勇气）的存在。类似的感觉也能在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寻觅到，这也正是《哆啦A梦》的魅力所在。
《哆啦A梦：伴我同行》海报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哆啦A梦》还有另一个意义。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二套正式把电视动画形象哆啦A梦（当时叫“机器猫”阿蒙）带给大陆观众之前，引进到中国的日本动画片只有《铁臂阿童木》、《花仙子》等科幻、历险类作品，以及像《聪明的一休》等虽然妙趣横生却略显厚重的历史题材作品。在风靡一时的日本动画片中，《哆啦A梦》可以说是第一次以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展现当代社会真实的家庭场景和学校生活。藤本弘自己也说，哆啦A梦登场的街道和空地，以及人际关系，全部都是孩子们自身的体验，而他所描绘的漫画人物，既有他自己的影子，也有读者的。
《哆啦A梦》剧照
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孩子来说，《哆啦A梦》中登场的主要人物——贪玩懒惰的大雄、可爱的优等生源静香、强壮有力暴躁粗鲁的刚田武、家境富裕娇生惯养的骨川小夫，以及严厉的大雄妈妈与天天上班的大雄爸爸——无疑让人感到有些亲切。他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朋友、同学乃至家人的影子，也在自己的童年时期或多或少地经历着野比大雄式的童年，幻想与无所不能的英雄同在……正是这样，《哆啦A梦》陪伴了一代中国儿童的成长，也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或许，这一代人，会永远喜欢“哆啦A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