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大钊替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申请了邵飘萍新闻学报告会的听课证。一次会上，*、邓中夏与陈俊达就“怎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展开讨论。*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记者至关重要的品行和良知
这正是邵飘萍一贯的新闻坚守。在他看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乌梦达、张漫子、祁晨露
红砖红瓦、红色窗棂，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一幢坐北朝南的建筑于6月重新开放，向如织的游人静述着红色的历史烟云。
1919年5月3日晚，这个后来被称为北大红楼的地方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一位戴着圆形眼镜、一身斯文的年轻人，第一个走上台开始演说。从报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到痛斥西方列强的丑恶、北洋政府的软弱，他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风雨飘摇，满目疮痍。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站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要以文字和宣言唤醒民众。
他向台下千余张年轻的面孔振臂疾呼：现民族危机系于一发，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17个小时后，改写中华民族历史的五四运动爆发。主席台上那位演讲者、燃火者便是民国著名报人、*的“老师”、后来的中共秘密党员——邵飘萍。
邵飘萍。资料图片
被誉为“铁肩辣手”的邵飘萍，为何一心成为“宣传家”？百年前的一代报人又如何以笔为枪，用生命诠释红色信仰？
“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大钊替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申请了邵飘萍新闻学报告会的听课证。一次会上，*、邓中夏与陈俊达就“怎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展开讨论。*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记者至关重要的品行和良知。
这正是邵飘萍一贯的新闻坚守。在他看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
在创办《京报》前，邵飘萍以爱国志士的形象活跃在北京报界。
1916年，邵飘萍被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派驻北京，以中国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战斗在反动军阀统治中心。
邵飘萍尤其善于在常人无法突破的私谈、会面中收集关键新闻线索。一次，邵飘萍听说段祺瑞为了向法国借巨额外债而召集府阁重要官僚开会，还邀请法国驻华公使出席。邵飘萍深谙段祺瑞政府官员和警卫崇洋媚外的心理，他略加化装，跟随法国公使步入会场，一路畅通无阻。会议开始后，邵飘萍就坐在会议室外的休息室，装作等候公使随叫随到的样子，侧耳倾听会议室内的谈话。第二天，段祺瑞政府的丑闻便见诸报端。
面对大是大非和关键内幕，哪怕可能会引来*身之祸，他也坚决报道。1917年初，府院之争矛盾激化。段祺瑞出走天津，胁迫总统府，换来的是黎元洪妥协，段祺瑞回京。
邵飘萍半夜得知消息，立即赶往北京站，没想到扑了个空，于是换乘汽车，直奔段氏官邸。到门口他掏出一叠钞票，拿出一半对门卫说：“你只要通报，不管段总理见不见我，剩下一半也是你的。”
满腔得意的段祺瑞正等待一个倾诉的机会，立即欣然会见邵飘萍，两人畅聊至凌晨3点。
对此，报人张季鸾对邵飘萍敏锐的新闻嗅觉和独到的采访本领盛赞有加：“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邵飘萍。资料图片
在风云诡谲的军阀时期，32岁的邵飘萍痛感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偌大中国却没有一处“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的境况，于是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一职，创立《京报》。
受邵飘萍影响的《京报》，一度代表着新的潮流，不仅讲求新闻的时效性，还在新闻采访、版面设置、印刷发行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京报》勇于直面军阀混战导致的社会现实，以针砭时弊的犀利笔触，赢得了社会声望。
报馆仅开张几天，邵飘萍就有《查办吴佩孚》《武人与政客》《敬告某某两派》《匪与督军》等檄文般的系列文章陆续见报。这种集中式的刊载方法，强化了报道内容，拉长了人们对议题的关注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办报仅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加到4000份，最高日发行量达6000份，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时间，京报馆成为揭露政治腐败，为民众呐喊，使反动军阀望而生畏的革命舆论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