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学兼职研究员，李咏梅在社区已经提供了6年的心理咨询服务。在她的观察中，戒毒人员由于重返社会遭遇壁垒，往往存在焦虑、抑郁的情况，有的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2012年开始，四川成都高新区的肖家河街道禁毒中心与四川大学得觉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尝试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帮扶工作，李咏梅加入其中。
李咏梅介绍，心理咨询在社区戒毒工作中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戒毒人员进入街道后第一时间完成心理测评建立档案，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师需了解戒毒人员的社会关系，配合禁毒社工不定期上门走访，持续提供相应服务。
李咏梅对戒毒人员进行上门走访。受访者供图
吸毒者拉人“入伙”，戒毒人员易因此复吸
新京报：吸毒人员沉迷毒品的原因有哪些？
李咏梅：首先是对毒品认知不够。大多数青少年最初吸食毒品，是源于对毒品的认识不足。现在很多新型合成毒品会做成跳跳糖、奶茶、开心水等样子，寻求刺激的青少年认为这仅仅是“消遣品”，是无害的。也有些年轻人追求新奇、刺激。事实上，这类毒品对人的神经系统伤害很大，也极容易上瘾。
其次是自制力不够，容易引起复吸。
此外，还有家庭因素。如果吸毒人员的家庭第一次就放弃了他，而其他吸毒人员不停地找他，就很容易复吸。之前有年轻人跟我们提到，“把那些‘朋友’删了，但他们又会找各种机会来联系我”。
新京报：为什么吸毒人员会不断拉人“入伙”？
李咏梅：首先是利润很大，制毒、贩毒、吸毒，每一个环节都与利润相关，暴利让人铤而走险。还有就是“螃蟹效应”，一个竹篓里面不盖盖子，放一只螃蟹，它很快就爬出来了，但你放三四只，没有螃蟹能跑出来，因为其他螃蟹会拽它，这就是螃蟹效应——我出不来，你也别出来。
新京报：戒毒者想回归社会并不容易，你认为主要难在哪里？
李咏梅：我认为首先是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很多用人单位会担心戒毒人员复吸，也会影响周围的人。而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可能因为吸毒已经被破坏，没有家人认同、邻里亲友躲避，甚至可能要承受异样的眼光。大家的顾虑都很质朴，怕被借钱、怕孩子被带坏。
同时，戒毒人员的身份标签给他们造成了一定压力。我们之前接触过被骗吸的人员，他生活得特别小心，一直不敢将自己的吸毒经历告诉未婚妻。还有些戒毒人员本身能力很好，但由于有吸毒经历，在应聘中屡屡受挫。我们遇到过一个研究生学历的戒毒人员，工作一直不顺利，甚至给自己贴上了“废人”的标签。
我们发现，这些情况也让戒毒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况。
完善支持体系，关注戒毒人员心理健康
新京报：从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戒毒人员走出困境？
李咏梅：首先是建立完善支持体系，包括家人、工作单位、社会环境、朋辈等方面的支持。前面提到的戒毒人员，在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介入到在他和未婚妻之间，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工作。同时，更多工作单位和企业愿意招募改过自新的戒毒人员，这也是重要一环。
此外，还要支持戒毒人员“撕标签”，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戒毒人员第一次来街道禁毒站报到时，我们会给每个人建立心理档案，做基础量表测试，比如SCL-90、简单的抑郁量表、焦虑量表等。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基础了解后，也能辅助后期禁毒社工的工作，必要时进行危机干预。比如，我们曾在一个戒毒人员的量表中发现了危险因子，我在为他进行沙盘梳理后发现，这与家人的排斥和不理解相关，我们就介入到他的家庭当中，进行调解疏导。
新京报：社区戒毒工作具体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李咏梅：今年，我所在的成都得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配合街道成立了一个老年志愿者队伍，这个队伍的口号是“教育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群体，辐射一个社区”。老年人可以在家中产生影响，也可以在邻里之间形成对戒毒人员的支持氛围，减少身边的歧视。同时，还可以帮忙发现吸毒、制毒线索。
此外，肖家河街道今年还打造了500平方米的禁毒宣传教育基地，我们将在暑假期间联合街道社治办、派出所，组织肖家河街道的部分中小学生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如果全民都了解禁毒戒毒知识，误吸的人就会少很多。家庭的引导教育、单位的管理、社会面的扶持，如果做到这几步，我想禁毒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实习生 叶红梅
编辑 白爽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