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郡县制遗址
第三，裁减冗官冗吏。南北朝以来之地方政府组织，不仅机构繁多，组织庞大，抑且吏员猥多，行政效率甚低，国家支付冗官冗吏之开销数目庞大。隋统一天下以后，曾于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此后又继续简化郡县及其他不必要之吏员。此举之结果，不但使行政效率提高，同时替国家节省巨大开支，隋初府库之丰积，殆与此有甚大关系。汉代州刺史为监察官，非行政官，故吏员较少。魏晋时期，州刺史为统率郡国之行政官，非复监察之职务，其在政治地位上远超郡守之上，故其属吏组织之膨胀，殆为必然之趋势。此后，战乱频生，地方大吏尤其州刺史，多加将军或持节都督之号，开府置佐，有长史，司马及诸曹参军，比于将相，谓之军府。而原有承汉制以来设置之别驾，治中，诸曹从事诸职，是谓州吏。州吏之用，一仍汉制，由大吏自署，限用本州人，而军府则由中央除授，以外籍为原则，故长官虽仍一人，而佐吏则分为两个系统。
隋文帝泰陵
至于荆、雍、宁、广各州，因兼统蛮夷，刺史又兼带蛮夷校尉之职，并置蛮府，比于军府，则其佐吏复增至三个系统。南北朝末期，佐吏之体制大致相同，据统计，此时全国州郡约数三百，州府将吏约十二万以上，兵士一百万以上；有郡七百，郡吏约十万以上，兵士三十万以上；有县一千五六百，县吏约十五六万，兵士盖亦称是。此诸数字皆为根据现存史料作最保守之估计，则全国地方政府之将佐吏员合计在三十七八万以上，兵士必逾于一百五十万，再就通典食货七所记后周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参以陈亡时之户口数（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则南北朝末期，托籍户数四百万有奇，口一千一百万有奇作计算，是十户需供一将吏四兵士，而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尚不在此限。则南北朝以来，人民之担负既重，政府之开支亦绌。隋统一天下以后，逐渐削减此等冗官冗吏之存在，不但人民可享轻徭薄赋之待遇，而政府则节省大量开支，国家焉得不富？
官印
第四，澄清吏治。隋文帝在澄清吏治方面，主要为铲除官员风气与裁抑不称职之官吏等，此与造成隋初府库丰积颇有密切关系。南北朝地方政府，不唯吏员猥多，且受贿风气颇盛，南朝地方官吏廉洁自守者，固不乏人，然受贿风气远较廉洁自守者为普遍，此举亦应溯源到魏晋以来，老庄思想影响下而产生之颓废人生观有莫大关系。加以其时政治社会不安定，而南朝君主亦往往不以地方大吏受贿为意，乃至于公开鼓励贪污，或参与其事者有之。而北朝吏治之贪污风气更有甚于南朝者，不仅贪污，且残暴成性，历魏晋以来，腐败成风。故一时之贪污风尚，亦为造成南北朝国库空虚，人民困穷重要原因之一。杨坚得国以后，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政局既已安，自不容贪污枉法之普遍存在，他对吏治之整肃，循此而下，不仅上裕国库，下舒民困，隋初之隆盛，此亦要因。
隋朝龙舟
第五，于南方推行均田制度。隋代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亦与推行均田制于南方有关系，因均田制乃按人口授田。且隋以前之均田制仅行于北朝，南朝各代，仍继东晋以来推行之土地私有制度。隋统一全国后，土地面积骤增。隋鉴于当时之实况，灭陈以后，天下一统，均田遂扩及江南而普行于全国。且就人口而论，北朝人口本多于南方，史载北齐人口两千万余，北固有九百余万，而江南之陈共仅二百万而已。人口少，均田自易推行成功，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灭。无豪强地主之反抗，均田制度自易推行于江南，无形中对隋初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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