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中午一点，物美超市北大地店的门口通道内，李玉玲都会在这里值班，她的工作是查看进店顾客的健康宝扫码登记和测量体温。偶尔有顾客忘记扫码，李玉玲会提醒他配合防疫：“请打开健康宝，第一项选择扫码登记。”
从工作的状态来看，没有人相信李玉玲是一名智障人士，她和同为智障人士的丈夫一同，在物美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
让智障人士去工作，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从2002年开始，北京利智康复中心已有103位智障人士走上工作岗位。但平均下来一年也只有5个人左右。虽然在同行业中，利智帮助智障人士的就业率很高，但从人数上来看却远远不够。“我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环境支持，所有智障人士都可以工作。”负责人冯璐说。
智障夫妻超市打工 理货值班收拾“孤儿商品”
李玉玲和丈夫是在去年底进入物美北大地店工作的。他们都是因为小时候发烧生病导致的智力残疾，李玉玲认字不多，丈夫则完全不认字，两个人结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来养育孩子，撑起一个完整的家。
李玉玲在物美超市的工作并不轻松，上午她负责休闲食品区理货，中午午休后，就回到门口检查顾客健康宝扫码和测体温，2点多会换班到结账口将“孤儿商品”拿回到售卖区所属的货架上。
李玉玲的丈夫张树林起初的工作也是如此，但因为不识字，他没有办法把货物整理清楚，也没有办法将即将到保质期的食品拿回到处理区。所以，经过调整，张树林改上夜班，负责超市的值班工作。
每天夜里，张树林会协助同事巡值整个超市，锁大门、关电梯、清理可能会阻挡防火通道的物品。待超市进货的时候，他会给送货员开门，帮助送货员把货物运送到卖场里。每周还会和同事一起将冷柜里的积水处理掉，避免霜冻。
李玉玲和丈夫在物美工作是经过人事经理面试的，据利智康复中心服务督导员杨超介绍，他当时带着这对夫妇来物美面试，人事经理感觉两位智障人士的沟通能力还可以，于是就决定应聘他们。
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对于基本工作两人都可以胜任。比如在门口值班的李玉玲可以清楚的告诉顾客卫生间的位置，也能够说清一些货品所处的区域。从顾客的反应来看，“根本看不出她是智障人士。”
其实，李玉玲和张树林在物美的工作一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起初，“干不了”、“学不会”这样的词汇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后来杨超就跟他们沟通说，“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老板，你的员工总说‘干不了’，你会怎么想？”
“那就不用他了。”夫妻俩说。
杨超告诉他们，在工作中要先找能*工作干，干不了的尝试学着干，如果实在学不会、干不了，再想办法跟同事沟通，要么同事来帮忙，要么调整自己的工作。杨超又跟张树林说，比如他值夜班时候，如果能干就要主动干，如果干不了，就让同事来干；工作干完了，可以主动提出让同事先去休息，自己来盯着，等有工作的时候再去叫同事来一起干。
依照着杨超的说法，张树林学着做，不仅找到了自己可以完成的工作，还受到了同事的喜爱，夜班同事可以在张树林值守时，临时打个盹。
李玉玲也有这么个阶段，在同事眼里，李玉玲的工作能力比他们差，主要表现就是沟通的时候反应慢，一个事情别人教一遍就学会了，她可能三遍都学不会。
刚到超市工作的时候，由于库房还没有明显的货物分区，李玉玲找不到货物在哪，一天到晚都在抱怨，觉得这工作自己干不来，还不如以前在利智的时候去扫地干保洁。有个别同事也对她缺乏耐心，当着她的面跟领导说：“来了这么久，还不能一个人去库房取货，教了多少遍也不会，她是不是傻？”
李玉玲听到这话也很生气。杨超得知后会疏导她的情绪，告诉她同事也不一定是故意的，可能就是习惯性的抱怨，即便是故意的，也只是她个人素质不好，并不是所有同事都这样。
李玉玲听到这话点点头，才踏实的在店里干下去，慢慢的也学会了理货，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残障人士找工作 多数还是碰运气
张树林和李玉玲夫妇的这份工作来的并不容易。这背后有利智康复中心工作人员的复出，为智障人士开发工作岗位，往往需要工作人员全身心地去寻找。“在餐馆吃完饭，就会问餐馆是不是招工，在超市购物后，就会问超市需不需要人。”杨超说，有时候他的脑子里就好像有个雷达，到了一个地方就会想，这个地方的工作岗位适不适合我们的智障青年？
杨超管这种寻找工作的方式叫做“扫街”，这是一种类似销售员在街头寻找客户、摄影师在街头寻找抓拍瞬间的方法，其中充满了运气成分。
在开发工作岗位时，也有其他一些渠道。比如通过市残联和区残联寻找工作机会，或者通过智障青年家长的私人关系，还有时会跟以前雇佣过智障人士的企业询问是否有新的用人需求。另外还有通过招聘网站寻找招聘信息。
但杨超坦言，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从他工作这些年来的经验看，要想给智障人士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运气确实很重要。
本来，张树林和李玉玲夫妻俩是有机会去喜来登酒店工作的，当时喜来登酒店为包括他们夫妇在内的三名智障人士提供了面试的机会，但他们夫妇两人落选了，因为面试的时候，李玉玲总是提到家里有孩子，自己干不了太多的工作。
尽管在面试前，利智会给智障人士提供模拟面试的培训，也会教给他们一些应对面试的方法，但在面试现场，有时候还是会出现状况。
而入选的智障人士则在喜来登酒店做了帮厨。这让夫妇两人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总是念叨着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工作。
为了给张树林和李玉玲找工作，杨超在他们夫妻俩居所周围的很多餐饮、超市都打听过，费了不少的心力。
那是2021年底的时候，杨超先去了肯德基的科兴店，那里没有招工需求。又去了不远处的欧尚超市，欧尚超市的销售员告诉他，这里正在招工。杨超去问了超市的人事主管，得知招工主要是品牌促销的岗位，属于临时工作，不符合残障人士就业的要求。他又去了丰台科技园的万达广场和吉野家快餐店，都没有招工需求。
直到过了几天，杨超才找到了物美超市北大地店，恰好这里正在招工，他告诉人事经理有两名残障人士想要找工作，这两个人曾经在万丰小吃城的一个卖面条的档口就业过，一个做保洁，一个卖面条，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
经过了人事经理面试，对方觉得张树林和李玉玲夫妇的沟通能力还可以，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于是便留用了他们，一直干到现在。
专业技能可以在工作岗位学习 真正的培训是自我能力
张树林和李玉玲夫妇是利智最近一段时间里找到就业岗位的四个智障人士中的两人，另外两人一个去了喜来登酒店，一个去了肯德基餐厅。
在喜来登酒店的这位智障人士目前正在西餐厅做帮厨，他可以把配料从库房搬到货架上，也可以给配料贴上保质期标签。大厨忙的时候，他可以帮助备菜、切菜。
在利智的负责人冯璐看来，这些智障青年在岗位上最大的挑战从来都不是技能，而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利智的理念并不是让智障青年们掌握多样的技能，而是去发掘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我们每个人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磨练出来的，他们也一样，每个人的岗位不同，要让他们自己找到合适工作的岗位。”
传统模式下的智障人士就业往往是集体学习一项技能，然后根据这项技能去找工作，最典型就是一些残障人士的福利工厂，比如烘焙工作室之类。但如果从技能的角度来说，这反而限制了残障人士的就业面。
冯璐说，利智曾经培养了9个智障人士去金凤成祥面包店，但最后只有一个可以做面包，其他的都是做辅助工作，比如清点记录、清洗货架等等。
心智障碍患者的就业率本身就很低，利智统计他们的就业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而整个心智障碍培训行业的就业率更低，仅为百分之六。利智认为，残障人士有自己选择岗位的权利。冯璐指出，利智的理念是让残障人士能够自主生活、自我选择，然后自我决定，最后是为自己的决定自我负责。
所以，利智对于残障人士就业的培养，不是限于职业技能，而是自主生活。
利智曾经推出过一个项目叫“城市探索”，就是希望智障人士能够了解自己生活的北京。在生活助理的帮助下，残障人士们画出了地铁线路，然后去查找每个地铁站周围好吃、好玩的东西。内容涉及到去哪里玩，去哪里吃饭，去哪里上厕所，要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出行，要花多少钱。
当时，利智在丰台西站附近还有一个3600平米的大院，智障人士们在一起学习生活和工作技能。但后来助理工作人员发现，残障人士都很渴望走出大院，走入到社会中去。于是，利智的培训变成了休闲娱乐，每周一所有人在一起做计划，讨论去哪里，周二和周四外出实践，周五回到大院总结。
有智障人士坐公交车出门，一上车就指着座位上的人说：“你，起来，让我坐。”车上的乘客都会看着他，等回来总结的时候，助理会引导着让他知道这样的行为和言语是不对的。
冯璐记得，有一次他们和残障人士夜游后海酒吧街，有智障人士提出要去酒吧里听歌手唱歌，他们询问了领位小哥酒水的价格后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于是就在旁边的小卖店买了酸梅汤，坐在酒吧门口的台阶上听歌。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可能很傻，但对于智障人士来说，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他们懂得了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冯璐说，有智障人士曾经提出把周五的总结会放在星巴克咖啡厅里，但他们去了一次后就再也不去了，因为他们觉得那里特别吵，而且还不能大声说话，如果说话声音稍大，会引来异样的目光。“这些都是通过经历告诉他们，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他们自己也学会了调整。”冯璐说。
逐渐的，智障人士们不再需要那个3600平米的大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活助理的陪同下融入到社会中去。因为疫情影响，这几年智障青年们不能住宿。从去年开始，在海淀的一批智障青年家长提出为避免接送的舟车劳顿，愿意自筹资金在海淀找一个地方作为服务点。几经周折，家长们找到了一个社区的乒乓球室，这里每天下午4点以后才有人来打球。利用4点以前的时间，智障青年们可以在这里开会讨论这一周的出行计划和出行总结。
“海淀班”开办了一年，冯璐感觉很成功，家长们也看到了智障青年们的变化，一些青年可以自己使用家电，进行简单的家务劳动，一些青年开始懂得如何打发休闲时间，会看电视和听歌，还有一些青年可以自己坐车来参加活动，逐渐脱离了家长对他们的照顾。
依照“海淀班”的模式，利智即将在大兴也开办一个类似的服务点。与“海淀班”不同的是，大兴的服务点在社区里，这个社区周围有很多自闭症人士，同时社区周围还有很多资源可以使用，比如健身房、游泳馆、绘画班等等。冯璐意识到，这些资源未来都可以用来支持残障青年的生活和就业。比如可以安排残障青年去职业体验，去做工作实习，由此让他们自己发现适合的职业，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能做什么。
心智障碍青年拒绝躺平 他们有自己的闪光点
随着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现在也有一些残障人士家庭选择“躺平”。有家长甚至跟冯璐说过类似的话：“吃低保是铁饭碗，你让我孩子去就业，能保证他不失业吗？”
冯璐很无奈：“我怎么保证呢？我都不能保证我自己不失业。”
虽然这么说，冯璐其实也理解家长的想法，家长担心的是孩子进入到社会就业后受欺负，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能够满足智障青年就业的岗位所提供的薪水比低保也高不了多少。
一些家长还是习惯将智障青年抓在自己的手心里，把生活都大包大揽过来，甚至在智障青年工作后，还管理者他们的财务。冯璐说，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他们担心孩子辛苦赚来的钱被骗走，但是家长管钱难道就不会被骗吗？
有智障青年因为工资被妈妈拿走，自己为了花钱从滴滴打车上借款了两万元，他只知道这个借款要还，但是不知道按时不还会有利息。结果催收公司找到他，他一着急就去跟工作单位要求给他开出三个月的工资，不然就辞职。单位当然没有答应他的不合理要求，而他果然就辞掉了工作。等到他从单位离开，再找到利智的时候，为时已晚。
通过就业劳动获得收入，然后支配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然后为处置这些收入而负责，这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非常正常。但似乎在残障人士面前就变得不能被理解。
可是，从与智障青年的接触中冯璐发现，他们其实是有就业需求的，他们都希望走出去到社会里获得成就感。
有的智障青年上班后会回到利智，穿着单位发的工服跟大家炫耀，还有的会用工资买水果让大家吃，并且大谈特谈他与同事之间相处的故事。
一些家长也能够通过孩子的就业发现他们的进步。有一个家长说，有一次他带孩子外出，正好路过工作的门店，孩子就进去看了看，跟同事们打着招呼。同事问：“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来了？”这个智障青年说：“我想你们了，来看看你们。”
这个智障青年的家长说，他从来没想到，孩子能够有这样的进步，能够完整地回答同事的问题，并且传达自己的情感，还能让对方接受的很舒适。
“其实，残障人士身上也有闪光点，他们只是缺少机会被看见。”冯璐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