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是由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编纂的《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其中有第一篇比较详细的法文李白生平资料：称“李白出生于四川益州，在完成经学的学习后，致力于诗歌，他感到自己是为诗歌而生的，在优雅以及崇高的诗歌体裁上同样成功”。
此时，在英国，李白的名字则是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野中，其诗歌也被首次翻译。英国托马斯珀尔西整理编译的第一部英译本中国小说《好逑传》，原译者英国商人詹姆斯威尔金森在译本手稿空白页上记下了五位中国杰出诗人，第一位就是李白。
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的“前言”中写道：“在唐朝，李太白与杜子美并不比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伟大诗人阿那克里翁、贺拉斯逊色。
不过，在中国，最令人敬畏的书籍是‘五经’，其他书仅仅是对该书的注解”。
其实，《中华帝国全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比较，例如，把中国文人与不信教者瓦莱尔·马克西姆对比，与基督教徒拉克坦西对比；又如，把阎王等同于古希腊罗马管理地狱的诸神。
因此，将中国两位诗歌代表与阿那克里翁与贺拉斯相提并论显得不足为奇，但是杜赫德将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对比的真实目的又是为何？耶稣会士约瑟夫·阿科斯塔神甫所著《野蛮民族的救赎》，在萨拉曼出版，是总结劝说不信教者皈依基督教方法的著作。
作者把不信教者分为三类，认为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其中第一类包括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都离真理不远”，都拥有自己稳定的政府、确定的法律、围有城墙的城市，出色的官僚体系，数量众多的贸易交往，“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使用文字”。
阿科斯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他们因接受福音书而获得拯救的方式，不会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有所不同，而这也是为什么在的《中华帝国全志》中，“礼仪之争”的双方依然用文艺复兴的观念来诠释中国文明，来诠释基督教出现之前的经典古代。
因此，杜赫德编纂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耶稣会传教的便利，他认为在中国智者以及古代哲人演说中值得赞扬的那一部分中，他们遵循着理性的光芒，收获了一些种子，初涉真理之河。
但中国的智者哲人虽然追寻着理性，却仍然与基督教徒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基督教徒是完全了解真理，了解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本身，就是至尊理性，是上帝的智慧载体。人类的任何智慧，如果最后不通往耶稣，就是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