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亚海啸重灾区班达亚齐，一名男子站在一面写有“亚齐为2004年12月26日悲伤”字样的墙前。 （新华社/法新/图）
2000年11月的一个午夜，孟加拉湾尼科巴群岛的纳科里岛上空繁星点点，伴随着20米外海浪撞击海岸的声音，本文作者之一辛格正在岛上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着。不久，村民们带着干树叶火把出现。原来，当晚是塔诺伊节（Tanoing festival）的高潮，同时也是为了祭奠7月去世的萨满祭司查乔（Chacho）。节日这天，家人和朋友会宰*自己饲养的猪来完成祭祀，并且将做了很久的精美物件砸碎来表达他们的悲伤。（对于尼科巴人来说，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创造的物品代表财富，而破坏这些财物则意味着脱离物质世界。）岛民精心装饰了查乔的家，尽情享用露兜果（一种富含淀粉的水果）、猪肉和其他美味佳肴。之后，他们在庆祝节日的气氛中开始了游行。由查乔的兄弟耶哈德（Yehad）、一位名叫廷福斯（Tinfus）的灵疗师和其他几位长老在前面引导，后面跟着数十名男女老少，他们全都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
耶哈德和同伴拿着查乔的遗物——她的工具、篮子和生前珍视的其他物品。他们将其中一些遗物挂在附近的树上，其他的放在坟前的竹台上。之后，长老们会为坟墓进行装饰，他们用数米长的彩色布带将用于标记位置的木桩缠绕起来。人们用椰子壳传递着托迪酒（从椰子树中抽出的汁液），渐渐大家都醉了，有些少年也开始趁机调情。几个衣着漂亮的女孩从篮子里拿出烟草和槟榔叶，提供给客人们。
长老们完成祭祀仪式之后，人们嬉笑打闹地返回了查乔的家。廷福斯将一个他亲手雕刻的人物塑像安置在屋内，这个塑像长着一对精致的翅膀，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查乔。吊唁者开始载歌载舞，越喝越多，进入集体狂欢，甚至最后有些神志不清。欢乐的气氛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在当地人看来，萨满祭司已经去往精神世界，在那里她将永生并保护着她的村落。
在尼科巴人的世界观中，死亡是生命的延续。在所有仪式中，雕刻和彩绘塑像是他们崇拜与歌颂祖先和自然精神的方式。这些祭品在他们眼里是有生命的，它们守护着房屋、村庄和部落，因此在尼科巴心中没有人会真正死亡。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社会，它拥有强大的文化和心灵寄托，并且能应对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死亡带来的巨大创伤，那一定是这群偏远群岛上的尼科巴人。
灾难救援
2004年12月26日凌晨，在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海岸，印度洋板块与缅甸板块发生了碰撞，震源深达30千米的9.1级地震引发了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海啸。而尼科巴群岛就沿着板块断层线分布。一共由22个岛屿组成，陆地总面积仅为1841平方千米的群岛非常靠近震中。一些小岛被超过15米高的海浪多次袭击，甚至岛上的整个村庄都被海浪卷走。由于地面断裂和海水淹没，有大约40平方千米的土地直接沉入水下。美丽的德林格德岛（Trinket Island）被分割成3块。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尼科巴群岛有3449人失踪或死亡，但据独立研究人员的估计，这个数字可能高达一万人。（20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尼科巴群岛总人口数为42 068人，其中约有2.6万人是尼科巴人。）另外，群岛上约有12.5万只家畜死亡，超过60平方千米的椰子园、400平方千米的珊瑚礁和近四分之三的房屋被摧毁。
一些尼科巴群岛的居民因为祖先的经验保住了性命。地震发生后，卡莫塔岛（Kamorta Island）的穆纳克村（Munak）村长想起了祖先关于大地震后二次灾难的警告，于是敦促村民们逃离海滩。幸运的是，卡莫塔岛上有一块高耸的腹地，穆纳克村全村人能躲在此处得以保命。更令人惊奇的是，许多乔拉岛（Chowra Island）的居民被巨浪卷走后竟然又游回了岛上。
这场致命的灾难引发了大规模人道主义行动，全球各地募集了超过140亿美元的善款，其中39%来自私人捐赠。印度政府（于1947年从英国接管了尼科巴群岛）随后发起了救援行动，并成立了援助机构。在此后数年中，尼科巴群岛这个原本孤立的社会群体，被好心人捐赠的包装食品、电子产品、消费品以及大量现金淹没。
如此慷慨的援助本应该让尼科巴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15年过去了，尼科巴人却身处令人绝望的困境，这也引发了人们对这种人道主义救援有效性的质疑。归根结底，让尼科巴人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决定人道主义援助的优先权掌握在捐赠者而不在受赠者手中。与当地文化相悖的援助，让这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独立自主且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遭受了“第二次海啸”的毁灭。捐赠和援助最终导致一个原本联系紧密的社会分崩离析，许多居民饱受酗酒、糖尿病和其他“陌生”疾病的困扰。
全世界平均每年要经历350次自然灾害，受灾人数高达数百万人。在过去30年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试图通过预防灾害和缓解灾害损伤的策略来减少这些悲剧带来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份报告，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经常将原住民文化视为“劣等、原始、无关紧要、应予以摈弃或改造的东西”。这些部落在灾难面前尤为脆弱，现代社会中占据着经济与政治主导地位的主体会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在这些原住民身上，最终使他们背弃自己的文化与家园。我们作为人类学家，加起来对尼科巴人开展了超过20年的研究，对海啸前后尼科巴人的社会和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辛格在1999-2009年间对尼科巴群岛进行了实地考察，而塞尼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研究尼科巴原住民。）
数千年前，尼科巴人从马来半岛迁徙到尼科巴群岛，他们的语言属于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海啸发生前，他们以狩猎、采集、养猪和在小岛周围茂密的珊瑚礁中捕鱼为生。一些被称作图赫特（tuhets）或者卡穆昂斯（kamuanses）的大家族，种植了薯类、橘子、甘蔗、柠檬、香蕉、山药、木瓜、菠萝蜜、椰子等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大多用来与外人交易。由3代或更多代人组成的家族成员会在一起种植果园、歌唱、嬉戏玩闹、享用托迪酒，他们将工作与娱乐融为一体。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比如能够从朋友和邻居那里获得帮助的多少。这种资本对尼科巴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财富形式，虽然变化不定，但是这种规则可以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
几个世纪以来，印度和中国之间往来穿梭的船只需要在尼科巴群岛停留，为他们的长途航行补充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从1756年丹麦人开始对尼科巴群岛进行殖民统治以来，岛上的统治者不停变换：从奥地利人、英国人、日本人，再到英国人以及印度人。尽管如此，当地文化传统仍然得以留存。1956年，印度颁布法律，限制行政人员、军事人员、部分商人和移民进入尼科巴群岛。尼科巴人很少使用现金，他们将椰肉晒成椰肉干，与私营商人或当地合作社交换大米、白糖、煤油、布料和其他岛上无法自产的物品。
然而，2004年，辛格在海啸发生3周后重返尼科巴群岛时，一切都变了。群岛的海岸线面目全非，海水冲刷着村落的废墟。破碎的珊瑚、折断的树木和其他碎片阻碍着船只前行，而研究团队的越野车也陷入了沼泽，他们在小岛上艰难地跋涉着。不过，对辛格来说，与第一次接触尼科巴人比起来，这次旅程的辛苦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灾难发生后，印度武装部队解救了尼科巴群岛将近2.9万名幸存者，其中约2万名来自德林格德岛、乔拉岛和邦波卡岛（Bompoka Island）等6个小岛上的尼科巴人。尼科巴群岛当地政府的首府位于南安达曼岛（South Andaman Island）的布莱尔港（Port Blair），政府将这些难民安置在其他岛屿腹地高处的118个营地中。难民们住进蓝色防雨布的帐篷中，得到了干净的水和食物，但是没有其他必需品供给。许多人还没有从这场灾难的惊吓中回过神，而其他一些人已经在一片狼藉之中打捞可用的东西，渴望着重建家园。
邦波卡岛村长克福斯（Kefus）当时就说，当务之急是邦波卡岛居民必须立即返回岛上重建房屋，种植蔬果，以确保之后的食品保障的安全。他和其他一些长者非常有预见性，他们担心，岛上的居民长期离开岛屿，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文化根源与身份认同。乔拉岛长老乔纳森（Jonathan）就表示：“我们可能会送命，但我们必须回家。”几位长老要求政府官员提供船只和工具。但是政府官员却提出，印度政府正在新德里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如果难民离开营地，则将被视为放弃捐助。这让许多难民陷入两难境地，不确定是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回归传统生活，还是应该信任政府。因此大多数人决定留下来观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难民开始收到救援物资，但这些物资却往往与他们的需求和文化习俗相悖。2005年6月之前，尼科巴人住进了用铁皮建造的避难所中。政府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提供食品和药物，非政府组织则提供其他救援物资，包括当地人没有见过的加工食品和消费品。许多物品当地居民都无法使用，比如羊毛毯（不适合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沙丽服（印度妇女穿着的衣服，但是尼科巴人从未见过）和各种电子设备（当地经常断电或根本就不供电）。
印度政府的援助方法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捐赠过程需要受援方协商时，政府官员更愿意与缺乏经验、没有主见，但是会说印地语或英语的年轻人进行交流。这些年轻人也被称作所谓的“海啸*”，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多数当地居民的真实想法，最终成为政府的应声虫。在海啸发生之前，村里的长者是决策者，现在不仅长者的权威被削弱，世代之间也冲突不断，最终权力都回归政府手中。
在“海啸*”的协助下，政府将大量海啸灾难补偿款存入新开设的银行账户中。毫无意外的，以男性为首的小家庭拿到了这笔钱。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联合家庭制度，同时也损害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因为她们在海啸发生之前对于经济有着重要的话语权。当需要确定受助名单时，几名年轻的“海啸*”因为第一次手握权力而被冲昏了头脑，他们纷纷在救助上偏袒自己的家庭，因此引发了不小的争端。
精神与文化动摇
尼科巴人一直在闷热不堪、咔哒作响的铁皮屋中煎熬着。来自康杜尔岛（Kondul Island）的莫霍（Mohoh）说，他感觉自己像一只“笼中的鸟”。由于避难所太小，他们找不到可以种菜或养猪的空地。尽管森林里到处都是倒下的木材，但是他们没有砍树的斧头就建不成房屋。在难民们原来生活的小岛上，小河里满是鱼和螃蟹，播种季节也临近了，但大多数尼科巴人都被困在营地中，靠救济粮过活。有些人觉得他们正渐渐沦为乞丐。“我们可以自己维持生计，”纳科里岛（Nancowry Island）塔彭村（Tapong）的村长希拉里（Hillary）说，“我们不需要饼干和薯条。我们要的是能重新建造自己的房屋，种上自己的果蔬。如果真的想帮助我们，请给我们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岛上爆发了小规模的抗议，一些长者站出来表示：尼科巴人需要自己的空间，需要按自己的文化方式去哀悼和重建家园。“请不要过多关心我们，否则我们一定会死。”喀彻尔岛（Katchal Island）的长老约翰·保罗（John Paul）说，但政府对这些请求置若罔闻。包括大小尼科巴岛（Great and Little Nicobar）长老保罗·乔拉（Paul Joora）在内的许多长者都预言：“这种救援终将伤了尼科巴人的心。”然而，长者们经常与年轻*发生冲突，而政府又时常给出模糊的表态，这导致长者们想要回岛的诉求总是失败。此外，由于尼科巴人素来性格温和，不擅长表达分歧与不满，因此对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事物往往不会断然拒绝。
当然，也有少数尼科巴人拒绝让步。在紧邻特雷莎岛（Teressa Island）的营地中，传统意识较强的乔拉人（Chowra）从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村落里拿回了工具，建造了独木舟。他们乘着独木舟往返于营地和乔拉岛之间，回到岛上清理废墟，种植果蔬，修缮住房。在撤离乔拉岛18个月后，他们带着在流浪过程中建造的一百多条小独木舟和十多条用于节日庆祝的独木舟重返家园。
2011年，政府为尼科巴难民建造的永久性住所终于建成了，但尼科巴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住在救援营地的岁月里，尼科巴原住民与印度移民有着密切的接触，但印度居民却将尼科巴人看作半裸体、吃生鱼的“原始人”。时间一长，尼科巴的许多年轻人受到了影响，开始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为耻。他们拿着政府的救济金，去买电视、摩托车、手机等这些原来岛外的人才用的东西。拥有多少现代商品，成为了评判穷富的新标准。而移民和商人则想办法狠狠敲诈容易上当受骗的尼科巴人，迅速骗光了他们的银行存款。
有钱，有免费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再加上多年来被迫赋闲，许多尼科巴人渐渐失去了劳作的动力。他们的日常饮食从露兜果和鱼变成辛辣的印度菜和快餐。由于长期丢弃了原有的生活状态，这些对救济非常依赖的尼科巴人开始变得颓废沮丧，许多人开始借酒浇愁。即便有1956年颁布的保护法限制，移民和商人仍然将印度制造的外国酒，比如威士忌和朗姆酒，源源不断地卖给尼科巴人。
政府启动了一些项目，试图帮助无事可做的尼科巴人恢复劳动，但是大多数项目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例如，官员们想给尼科巴人引入社区种植园，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尼科巴群岛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社群大家族的，家族会将土地使用权分配给小家庭。尼科巴的传统是：谁种的树就归谁所有，但是土地所有权仍然在图赫特或卡穆昂斯这些大家族的手中。如果有人想在没有被家族批准的土地上种树，就会引起激烈的冲突。
危机来临
而在7001个永久性住所完全建成后，另一场危机接踵而至。海啸发生之前，尼科巴部落通常坐落在海湾靠岸边的红树林后方，岛民只需乘着独木舟就可以很快地到达其他部落或者附近的岛上。为了防备有毒的爬行动物和季风风暴带来的洪水，他们的小屋建在木桩上，屋子下方的阴凉处可以饲养猪和鸡。这些房屋是专为热带地区设计的，非常舒适。屋子的门通常朝向大海，屋顶是茅草铺成的，墙和地面由劈成两半的竹子做成，方便通风。
但是政府将新房屋（他们称之为海啸避难所）建在了远离海岸的高海拔内陆上，理由是他们认为这样更安全。建筑承包商用船运来了进口的组装房屋、钢柱、隔板、混凝土块、铁柱和镀锌铁皮，同时带来了几百名外地工人。许多外地工人侵占了尼科巴人的土地并永久性地定居下来。
这种房屋有很大的弊端，一旦遇到屋顶漏水或墙壁倒塌，尼科巴人是没有办法自己修复的，他们不得不再次求助政府。而且，在设计和分配这些居所时，政府将大家庭分成了几个小家庭，尼科巴人家族性社会的基础被破坏。以前宗族是所有尼科巴人的支柱，在有需要或组织大型仪式时会帮助各个家庭。现在大家庭分散居住，各村落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崩溃了，村民在一些重要关头会面临孤立无援的情况。
对其中一些尼科巴人来说，这场海啸援助带来的伤害更深。政府将一些小岛划分为无人岛，强迫岛上的居民搬到其他岛上居住。但事实上，尼科巴人与世代居住的土地之间有着深厚的精神和情感联系，政府直接让他们与家乡永远分离使得部分尼科巴人非常痛苦。保罗·乔拉伤心地说：“我们想念我们的家园，而它也会想念我们。”尼科巴人的家园传承着世代祖先的精神，因此家园和土地对尼科巴人来说是有生命的，切断与它的联系比失去亲人更痛苦。
另外，长年的心理压力、久坐再加上常吃加工食品的生活方式，给尼科巴群岛的居民带去了多种新疾病，比如高血压。但岛上缺少现代的医疗设备，许多尼科巴人在短短几年内就死于心脏病、糖尿病、外伤、呼吸系统疾病、肺炎、疟疾和其他疾病。而引起这些问题的祸端则是酗酒。
2011年，政府在完成最后一批海啸避难所的援建和安置工作后，突然停止了对尼科巴群岛的援助。此时尼科巴人已经花完了他们的现金，由于买不到印度制造的外国酒，他们转而开始吸食一种叫junglee的毒品（一种由乙醇、尿素、蓄电池酸和其他化学物质构成的混合物）。这种毒品是由援建时的内陆工人非法带到群岛上的。楠考里岛（Nancowry Island）部落理事会主席阿耶莎·马吉德(Ayesha Majid)当时就预言：“junglee将比海啸*死更多尼科巴人。”
许多尼科巴人认为，挥之不去的悲伤感是这些年来同族人得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楠考里岛的长老邱蓬（Chupon）绝望地说：“我们表面上还活着，但我们内心深处都已经死了。”曾参加查乔欢乐葬礼的廷福斯也是这样认为，他在2014年对塞尼说：“尼科巴快要死了。”他轻轻地颤抖地解释着，kareau(即祖先的精神)一直以来是如何保护尼科巴人免受邪灵侵害的，但是到头来，他的族人丢掉了对传统智慧的信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他预言，海啸援助终将毁掉尼科巴人。他的话很长，中间曾停顿了几次，其中一句话还没讲完，他突然失声痛哭。2018年9月，尼科巴最后一批长老之一的廷福斯去世了，享年80岁。他的离世标志着尼科巴群岛一个时代的终结。
逝去的尼科巴
海啸发生以来，尼科巴部落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社会凝聚力、精神传统、可持续资源使用规则以及其他能确保复原其社会结构的非物质特质。按照重量计算，他们的材料消耗增长了6倍，化石燃料消耗增长了20倍。在失去捐助、没有高薪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踏上一条毫无希望的路——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自身高度膨胀的需求。许多尼科巴年轻人搬到布莱尔港打工，他们在那里过得并不好，常常要面对印度本地人的剥削和种族歧视。2018年，特雷莎部落理事会秘书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告诉塞尼，他们遭到印度本地人的辱骂、摧残和虐待，从身体到内心都伤痕累累。“我们身心都感觉很痛，”他说，“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这种错误的援助方式，以及给尼科巴群岛带去的灾难性后果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尼科巴部落曾经联系紧密，他们有丰富的传统智慧，完全有能力应对海啸带来的灾难，不需要外界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用楠考里岛部落理事会发言人拉希德·尤索夫（Rasheed Yusoof）的话来说，尼科巴人仅仅需要外界拥有“倾听他们想法的耳朵”和一点点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捐助者的自以为是。在一系列过度、失当的援助中，尼科巴人最初重建家园的信心消失了，他们最终变得无所事事、萎靡不振。
2015年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中，联合国针对预防自然灾害、缓解灾害带来的后果出台了相关指南，同时提出了“重建更美家园”的方案（Build Back Better，简称BBB），目的是为受灾者提供比之前更好的生活。然而，海地、尼泊尔和菲律宾等地的案例研究表明，BBB方案的执行人员并没有考虑灾民的实际需求和文化。研究人员格伦·费尔南德斯（Glenn Fernandez）和伊夫特哈尔·艾哈迈德（Iftekhar Ahmed）在2019年有关BBB的文献综述中总结道：“有关不再重复或加剧灾前漏洞的承诺大多没有兑现，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总结和反思这次对尼科巴人失败援助的教训。”
现在是时候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了。在灾难援助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国际社会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而是需要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从传统智慧中汲取经验，调动灾民重建家园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因地制宜地做好灾后重建工作。我们不仅不该消除文化差异，还需要保护文化多样性，甚至应该感谢这个世界仍然存在多样的文化。正是各异的文化指引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幸福生活下去。
印尼海啸发生后的第15年，许多尼科巴人已经后悔当初相信政府救援的承诺。其中一些尼科巴人将重返家园，波蒂弗（Portifer）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未来，许多人都计划回家。”他的家在德林格德岛，但直到2019年12月，他仍然住在邻近的卡莫塔岛。德林格德岛之前是一个只有36平方千米的小岛，地震、海啸过后仅存29平方千米。对外界来说，在这样一座灾后小岛上的生活是很危险的，鳄鱼还会随时出现在海岸上，但是7个尼科巴家族已经返回这座小岛，他们宁愿冒着被鳄鱼吃掉的风险，也要逃离现代文明的风浪。
（Scientific American 中文版《环球科学》授权发表，樊少华翻译）
阿杰·塞尼（Ajay Saini） 西姆罗·J·辛格（Simron J. Sin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