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昂利·圣西门是法国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生于1760年，19岁时曾赴美洲参加独立战争，在华盛顿的麾下服务；战争结束后，圣西门向墨西哥总督提议开凿一条可以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结果没被采纳；当他回到法国之后又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立宪派、吉伦特党、雅各宾派和热月党人都曾登上过政治舞台，利用政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主张，但他们都遭遇了失败。1799年，拿破仑恢复帝制；1814年，路易十八又复辟了波旁王朝，历史奇妙地回到了革命前的状态。
圣西门似乎早就看透了政治斗争的本质，他在革命的年代里并不热衷于政治，而是选择从事金融投机活动，想要闷声发财。1797年，当积累到数量庞大的财富之后，圣西门才开始进行“实业建设”，他想利用实业活动来取代政治斗争，通过另一种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就在这一年，他遭遇了合伙人列德伦的出卖，只获得了一点点的财产。
所以，从1798年起，圣西门只能从实业活动转向科学活动，他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论。
圣西门(1760－1825年)
圣西门在政治学领域中的革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道：
“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
这句话概况了圣西门政治学理论革新的要点，圣西门使政治学摆脱了权力斗争的泥潭，成为一门促进人类进步的实学。
1816年，当所有的政治党派在革命的舞台上走过一圈之后，最终登场的角色又是革命之前的那个波旁王朝。这让圣西门看出尽管各政治党派都声称自己是为了崇高的政治理想而参与革命，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围绕着政权进行权力斗争而已。为此，圣西门决定终止作为权力斗争的政治学，重新建立起作为生产管理理论的新型政治学说。他希望将政治学从一门充满权谋诡诈的学问转变为专门研究如何促进生产的科学——从前的政治学只关心权力斗争，是贵族与官僚们进行统治的游戏；圣西门则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政治的中心要从“对人的政治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
真正来说，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绝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生产的扩大与科技的进步。政治斗争顶多会造成改朝换代，更换政权，却不会引发社会变革，它只有“破”的作用，却无法“立”起新的东西。
在20世纪初，当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主张阶级战争或生存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时，孙中山先生就正确地指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绝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生建设。因为生存问题不是靠斗争来解决的，而是要靠建设——即使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食物也得需要有人来生产，如果没有东西生产出来，那么即使是强者，他也掠夺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孙中山先生说：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这种将实业生产视为政治学中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从圣西门的学说中，我们才意识到尔虞我诈不是政治学的正务，政治学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促进生产、如何造福社会。
要转变政治观念
哪些人是生产者，哪些人是寄生虫？1820年，当复辟的波旁王朝日益站稳脚跟，政治环境更加黑暗之后，圣西门发表了《组织者》，他说法国在各行各业中有着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真正是法国社会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这些人对于整个国家最有用途，他们引领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真正的生产者。一个民族中，如果失去了这些人，将立刻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注定被淘汰出世界强国之林。
与之相对的，法国还有着三万名高官显贵、退休大臣、全部红衣主教、各级官僚以及各地的大财主，这些人算是专门从事政治的人，他们从祖祖辈辈开始就是法国的统治者了；但圣西门认为他们都是可有可无的人，一旦他们消失了，位置立马就会有人顶上，不会像那三千名各行各业的精英天才那样可遇而不可求。圣西门写道：
“法国的繁荣富强，实际上只能是科学、艺术和工艺进步的成果。但是，那些王公显贵、朝廷重臣、大主教、法国元帅、省长和游手好闲的财主，根本没有直接对科学、艺术、工艺的进步做过什么贡献。”
这些人非但对科学工艺的进步毫无贡献，而且还要竭力维持臆断的学说，遏制真理的传播。因为科学与工艺的进步会提升实业阶级的社会地位，动摇贵族们的统治；真理的传播又会触动教会的权威，损害僧侣的利益。所以圣西门认为这类人是国家的寄生虫，非但于国无用，而且还有害，害处表现为：
“他们每年要以俸禄、津贴、赏金、补助等名目，从人民所纳的税款中攫取三四亿法郎，作为他们的无益劳动的报酬。”
所谓的“无益劳动”指的就是权力斗争，统治者们为了官位的分配、法案的修订、权力的归属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党争派斗，互相倾轧，不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斗，而且还与百姓斗，甚至越过国界，与别国的统治集团进行斗争。我们都知道，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不是通过几条计谋、几句谩骂或几声炮击而分出胜负的，与其和别国政客进行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不如老老实实发展经济、增强军备、创新科技以及繁荣文化，在国力上压倒对方。
圣西门察觉到旧政治学局限于权力斗争的缺陷，这种缺陷必然会造成统治者把国家短期利益视为是非的标准，从而不择手段、不讲公义，只凭暴力和奸诈来行事，所以他说：“人类就政治方面而言还处在没有道德的状态。”——有道德的政治必然是这样的，它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以生产为中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创造力。但现实的政治状况却与之相反，那三千名各业英才都被政治体所消灭，统治人们的总是那三万名只知道尔虞我诈的政客，所以导致了现代政治社会出现三大弊病：专横武断、腐败无能和玩弄权术。
要想消除这三大弊病，就应当使政治体系和政治观念进一步发展，形成全新的“实业体系”政治。
生产者阶级与显贵阶级的矛盾
三种政治体系的演变与发展圣西门具有发展的观点，他认为政治从古至今存在着发展，至今共有三种政治体系出现过。
第一种体系是传统的体系，它属于封建和神学体系。这种体系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面临着重重危机，从前那种君权神授、国王生来就是黎民之主的原则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了，波旁王朝虽然还把这一陈旧的原则写入法律中，不准人们进行非议，但人民并不是志愿接受它，而是被迫承受，所以显而易见，这种政治体系日后必将解体；
第二种体系是过渡时期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人们不再把统治者视为手握生*大权的主宰者，而是把他们视为社会的管理者与领导者。这些统治者虽然仍继续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治理者，但他们也明白自己的合法性来自于群众的认可，他们的工作必须要服务于全社会。圣西门说：“这项原则的确立，是向建立新的政治体系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在这种原则下，人们都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造福社会，但究竟要用什么手段来造福社会，却要由政府里的那一小撮人说了算。“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总领导工作完全听凭于统治者的专横武断。”统治者只要打着造福社会的名号，就可以肆意妄为，随意摆布所有人。就如圣西门指出的：
“由于所处的地位，统治者自然要特别喜欢把符合于他们私欲和嗜好的东西，看成是对人民有莫大好处的东西。”
所以他们经常将个体利益冒充为集体利益，把特殊阶级的利益说成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了欺骗人民，他们就诉诸暴力和权术。所以，这种政治体系也是需要被扬弃的。
第三种政治体系，圣西门称为“实业体系”——我们不仅要让统治者以造福社会为目标，而且还要规定他们只能通过什么手段来造福社会。群众厌倦了尔虞我诈与欺骗，他们会警告那些统治者不要再进行权力斗争这种无益的劳动，而是要大力发展生产，积极推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进步。“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进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实现物产丰盛、繁荣富强。
人类过去一直把太多时间放在互相斗争之上，白白浪费了众多资源，当政治体系还没有致力于社会繁荣的时候，就需要庞大的统治机构来维护秩序，这种秩序必然会窒息掉所有的创造力。我们只有把这种落后的体系摧毁，使实业家取代贵族，成为国家的管理者，然后以生产、民生建设为中心，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