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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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需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市场在哪里。老的需求即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新需求就是所谓“新三驾马车”。老投资就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这三块投资。老消费主要是房子、车子、家电。出口原来主要是为欧美消费国进行生产,包括山寨化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
由于传统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产能过剩和债务约束问题严重；传统“衣食住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官方说法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同时,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消退,也使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从靠老的三驾马车拉动,转向新三驾马车。新的三驾马车则是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一带一路”。
1.有效投资。老的投资主要是“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还有房地产、大型商业和制造业产能等。我们把新的投资方向称为深度城市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现在既有的6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等。
新的投资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它体现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即我们定义的深度城市化。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大投资与需求层面的想象空间,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教、文、卫、体,新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海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结构激发内需潜能,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
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在增长动力方面,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将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30个超级城市群之间的比赛。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通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等区域实践,建立起了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
其次,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范本中大力推进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深度城市化支出和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来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或者真正意义上的PPP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亮点。
切勿妖魔化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相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实在太低,所以短期来看投资是拉动需求的关键动力；中长期来看,只有投资产生的资本形成才是生产函数的主要贡献来源,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投资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地理存在着三纵两横的自然布局,这就是中国未来城市群同核心城市的增长格局,在这些城市(群)里头以及他们之间的投资一定是有效的。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原来计划在“十三五”开工的一些重大工程,提前开工或者加速推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有效的投资和智慧的投资,维持住经济增长的基本温度。所以市场也会很自然的把热点放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例如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四大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的中国内部接口,包括新疆、西藏(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海西、广西等这些关键的地缘能源敏感地带上。
2.消费升级。消费的品质、内涵扩大,同时发展新型的消费增长点。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并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普及化,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在内的需求快速增长,这些都是新消费的来源。具体而言,新消费包括传统消费升级与品牌化、文化体育和健康等公共服务类消费的普及化,以及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的科技化和互联网化,同时伴随着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以前的消费是所谓“排浪式、模仿式”,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已经在城市的6亿人口,总体来说可以定位成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那么中产的消费,就要求更高的品质,过有品质的生活,因此传统消费的升级就是品牌化、体验化,品牌的溢价包括体验式消费变的非常的有空间。同样,健康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动力,二胎经济、银发产业、养老医疗这些都是未来有重大增长的机会。最后信息消费科技化、互联网化,以及休闲化、娱乐化也是潮流,包括O2O、移动支付、文化旅游以及娱乐休闲,还有体育产业都会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谁说中国人不消费?看看国人从日本抢回的马桶盖和各种奢侈品,还有风靡全国的月子会所,就可见一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布局,以及如何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我们自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服务要求相匹配。
3.新全球化。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代工厂”。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出现逆转和停滞,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的断裂,大型经济体的需求内卷,原来几个传统的市场都已经熄火了,而且由于制造国的货币都在贬值,因此出口竞争也更加激烈。
新的出口主要体现在开拓新的市场。新的出口以高铁核电为核心的高附值产品,以及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地进行外汇投资、积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升级了的全球化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多层次的自贸协定以及国内自贸区的建设,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进而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所以,现在我们就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让我们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投资、出口,能够提升一个量级。以前简单出口的那些产品,会逐渐被核电、高铁、通讯、电子、家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输出所替代,现在中央正在组建企业“联合舰队”,形成战斗群,开往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预期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尼等节点区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涌现。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将逐渐打开一个接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同时要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和提升军事投射能力的问题,这就会提升中国对整体安全的需求,而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外交、信息、情报、安全、国防以及投射能力的综合系统有一个全方位的供给能力的提升。这也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投射、信息、军工等领域新的需求。在完成这些投资和获得相应产出之后,中国将逐步成为地区安全的领导核心和亚洲盟主。力量范围覆盖亚洲全境,军队强大、边疆安定、能源通道可靠,营造出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支持“一带一路”的外部环境。
这就是新三驾马车构成的中国的新需求引擎。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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