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两行政行为的行政目的分析可知,既然第一个行政行为只是告知功能不是处罚目的,那么在第二个行政行为进行双倍处罚,就是将告知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转变成强制处罚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变成了行政相对人实施了两个违法行为必须合并处罚,而本案事实是行政相对人本就只有一个违法行为。因此,该处罚无法律依据,有以报复性的心理惩罚当事人达到维护行政机关权威的目的的嫌疑,为了罚而罚地扭曲事实和偏离法律的公正性。
综合上述两行政行为的行政目的分析可知,既然第一个行政行为只是告知功能不是处罚目的,那么在第二个行政行为进行双倍处罚,就是将告知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转变成强制处罚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变成了行政相对人实施了两个违法行为必须合并处罚,而本案事实是行政相对人本就只有一个违法行为。因此,该处罚无法律依据,有以报复性的心理惩罚当事人达到维护行政机关权威的目的的嫌疑,为了罚而罚地扭曲事实和偏离法律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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