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克里斯蒂安】
现代史学并未完全领会到丝绸之路生态的复杂性，因此也没能理解其古老性或者掌握其在欧亚历史中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对农耕文明（agrarian civilization）区域之间在物品、技术和思想的相互传播上所扮演的角色已得到很好的理解，但是对于丝绸之路扮演的跨生态（trans-ecological）角色却缺乏理解——事实上这一角色同样在游牧和农耕之间实现物品和思想的传播。后一个交流体系，虽然更少被知晓，但是在时间上却早于“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交流体系，并且在功能上对整个系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意识到生态间交流体系的存在能够推动我们修正对丝绸之路年代、意义和地理上的理解。
此外，认识到丝绸之路角色的双重性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整个非洲—欧亚（Afro-Eurasian）历史的理解。丝绸之路上许多跨生态交流把非洲—欧亚的农耕文明，非国家化的森林狩猎团体以及草原游牧群体连接为一个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交流体系。所以，非洲—欧亚的历史除了其多样性之外，也保留了根本上的统一性，这表现在相同的技术、艺术风格（style）、文化和宗教信仰，甚至是疾病，而且我们最好将其一体化的范围视作与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有着巨大差异。
全球史学者愈发注意到非洲—欧亚历史根本上的统一性。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已经指出整个非洲—欧亚地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都属于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和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最近也重申了非洲—欧亚历史的一体性。但是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当时说道：
“至少是从两三百年前开始，整个非洲—欧亚的文明就是连贯的；这一区域最终无法分离开来……整个非洲—欧亚大陆提供了唯一一个足以回答更具普遍意义和更为基本的历史问题的语境（context）。”
本文旨在说明丝绸之路在创造和维持非洲—欧亚的一体化历史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此外，这也是一个对全球史怀有兴趣的历史学者对丝绸之路更大历史意义的尝试性梳理。
定义
德语Die Seidenstrassen最初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19世纪晚期提出。他以此描述经由中亚将中国、印度和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的贸易路线。采用复数的形式是因为丝绸之路（silk roads）是一个由多样的物品交换而形成的历史中不断变化的道路网络。丝绸则因为其华丽、轻便和高价值而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商品，但同时也运输其他许多商品，包括瓷器、玻璃、贵金属、宝石和牲畜。反过来说，物资也仅仅是丝绸之路多样化交流中的一个因素。丝绸之路也存在着疾病、语言、技术、艺术风格、宗教和基因上的彼此交流。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有时也包括海上路线，其连接了地中海、非洲、印度半岛、东南亚和中国。这些海上道路当然在维持非洲—欧亚历史的根本性一体化上同陆上道路一样重要，但是在本文中，仅仅为了简化的目的，我聚焦于陆上丝绸之路。同样可能武断的是，我也排除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讨论。然而，我所说的又比传统丝绸之路的范围稍微大一些，定义为在非洲—欧亚大陆的主要地区之间的商品、思想和人口交换的长距离或中距离陆上通道。
这真的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定义。其唯一的新奇之处在于有意使用了含糊的区域（regions）这一概念而不是文明（civilizations），同时有意使用交流（exchanges）来替代贸易（trades）。我用区域是因为该词保持了一种开放性，使得农耕文明与非农耕群体、非农耕群体之间的交流同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换一样重要。而且，我选择更为宽泛的交流这一概念，因为贸易一词无法表明丝绸之路上交流的多样性。
历史编撰学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出现之后就被历史学家广泛使用。19世纪晚期英俄之间在亚洲的帝国冲突被称为“大博弈”（Great Game），由此引发了英国和俄国的政府官员、外交官和学者对丝绸之路的兴趣。这一兴趣激发了20世纪初期对新疆的一系列探险考察，在彼得·霍普科克（Peter Hopkirk）的《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中有着大量描述。
这一系列的探险考察中，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 和斯文·赫定 （Sven Hedin）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挖掘出了古城遗迹，这些地方曾经经历过繁荣，如今却是已被人遗忘的存在。他们正是从中揭示了古典时期丝绸之路在文化和商业交流上的规模及其重要性。
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从此，丝绸之路在中国、地中海世界、内亚（中亚）的历史编撰学中获得了一个稳固的位置。其结果就是，大量关注细节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都致力对丝绸之路历史和功能进行解释。已经有了好几部有关丝绸之路历史的综合性作品，同时还有了数目更多的通俗文学作品，其通常想象丰富，颇受大众欢迎。
最后，因为丝绸之路在非洲—欧亚大陆不同区域之间的核心角色，在近来的世界史书写中也占有中心位置。
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已经在探索犹太商人（trade diasporas）在丝绸之路上以及其他主要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威廉·麦克尼尔已经证明了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疾病史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其认为在汉朝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控制新疆之后，丝绸之路创造了一个一体化的欧亚贸易体系。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描绘了13世纪丝绸之路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
杰里·本特利则讲述了丝绸之路上文化和宗教的交流。
而在最近，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丝绸之路创造了一个单一的非洲—欧亚世界体系，并且可能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就出现了。
尽管有着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丝绸之路的“理论”却很少，但丝绸之路却又值得进行高水平的普遍性分析。这样的理论已经由诸如科廷、麦克尼尔、弗兰克以及吉尔斯这样的全球史学者创造出来了。现在缺少的是内亚研究，这是因为对该地区进行严谨的基础研究所需的令人生畏的语言和技能要求使人们望而却步。这样的困难又因为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加剧。
这两个学科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相当不同的视角，文字材料无可避免地强化了有文字的文明的地位；考古证据则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无文字社会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很难将考古证据整合到书面历史中。然而，只有当这两条路径联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获得丝绸之路的完整画面。
因为主要依赖文字材料，丝绸之路的历史编撰集中在“跨文明”交流。结果，主要农耕文明之间的贸易波动决定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周期。跨文明交流主要有三个或者四个繁荣时期：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末期，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公元6到8世纪以及蒙古帝国时期。
跨文明交流的周期提供了一个丝绸之路历史编撰的自然起点。虽然标准说法也承认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末期之前，丝绸之路存在着零星的交流，但是也坚持丝绸之路真正的第一次繁荣只能在公元前一世纪。丝绸之路的兴起又被认为是沿线几个关心商业利益的农耕帝国出现的结果，这几个帝国是：汉朝、罗马、安息和贵霜。
公元前6世纪开始阿契美尼德王朝、马其顿帝国和塞琉古王朝先后从西向东挺进并控制中亚，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则从东向西进入中亚。东西之间一系列的联系是由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实现的。他在公元前139年至125年出使中亚地区并且开启了汉帝国向新疆的扩张。正如巴托尔德（Barthold）指出的，这一被司马迁记录下来的旅行，是欧亚历史中的重要一页。张骞记录了希腊化的大夏在公元前130年的衰落，也就是在他到达这一地区的两年前。但是这一事件同样存在于西方材料中，使之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希腊）和远东（中国）都记录的世界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