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卡修斯（Dio Cassius）的记载，罗马人第一次看见高品质的丝绸是在公元前53年，并且是卡雷尔战役中安息人在罗马军队前展开的旗帜。这一方式因为罗马军队此次战役的失败而显得令人惊骇。从此之后，就可以在文字材料中找出好几条从中国通往西方的路线。
他们穿过现在的新疆（至少三条主要的道路），通过中亚，然后可以通过阿富汗到达克什米尔和北印度，也可以从印度出发由海路抵达地中海，或者由陆路通过伊朗，穿越高加索，甚至可以从好几条道路穿过里海北部和黑海。正如菲利普·科廷指出的，“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初，穿过中亚的从中国到地中海东岸的陆路就有着定期的贸易往来。
传统记录表明，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起起落落，部分是受到草原和农耕文明（中国、印度、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关系稳定性的影响，部分也是因为主要农耕文明地区经济和政治条件变迁的结果。当农耕文明或者游牧帝国占领了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时，商人旅行更为自由，安全成本也更低并且交通也更为兴旺。
可以对无法确定波动产生的精确时间找到托词，但是（商路）良好的条件大概是在公元前100年到公元元年之间形成的；公元2至3世纪则正是贵霜帝国繁荣时期；唐朝和伊斯兰力量兴起的早期则是在7到8世纪之间；接下来是蒙古帝国时期。科廷就最后两个时期写到：
“阿巴斯帝国和唐王朝的同时兴起使得通过亚洲和非洲北部的长距离贸易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这一距离相当于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穿过亚洲的相当开放的贸易……在1250年蒙古帝国控制了亚洲北部绝大部分地区之后第三次出现了——这也使得诸如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有机会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探访中国。”
在传统的历史编撰中，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终结于蒙古时期，那时丝绸之路被包括海上路线的其他商路所遮盖，游牧社会作为整体也陷入衰落。正如艾琳·M·弗兰克（Irene M. Franck）和大卫·M·布朗斯通（David M. Brownstone）所指出的：
“在蒙古人走过丝绸之路最后的伟大时刻……伴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5世纪中叶的陷落，丝绸之路决定性地衰落了。虽然跨亚洲的贸易和旅行会继续，丝绸之路将不会恢复过来。”
跨生态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
对丝绸之路历史的传统记载已经相当精确了。然而，他们低估了途经草原的跨生态交流并且扭曲了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地理的理解。对丝绸之路扮演的跨生态交流作用的忽视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广泛而古老的跨欧亚生态间贸易的证据十分充足和明显，并且已经在最近的欧亚游牧生活的研究中接受了严密的检验。
首先，丝绸之路多元的地理环境表明跨生态交流和跨文明交流是同样重要的。整个丝绸之路穿过或沿着的干旱草原或沙漠都被游牧民所占据。正如科廷所指出的：“物品通常穿过这个生态上差异巨大的地区而不是一个环境同质化的地区。”换一种说法，如果丝绸之路没有像与文明间交流那样和生态间交流紧密结合在一起，那才令人惊奇。
第二，任何一个丝绸之路贸易商品的清单都会显示其中包含了大量草原和林区的产品，同时农耕世界的部分产品是出口到草原地区的。任何对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物品的列举都可以用于证明这个观点。下面仅仅是随便举一个例子。伊斯兰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i）大约在公元985年列出了中亚出口的部分产品：
来
自铁尔梅兹，香皂和阿魏（一种树脂味浓烈的草药）；来自布哈拉，柔软的纺织品，祈祷用的地毯，覆盖地板的纺织物，铜制灯具，泰伯里（Tabari）薄纱，马匹肚带(绕在需要固定的地方)，Ushmuni的纺织品（来自于埃及的Ushmunayn），油脂，羊皮，用于受膏的油；……来自花剌子模，黑貂皮，白鼬皮（一种白色的毛皮），貂，草原狐狸的毛皮，貂皮，狐狸，海狸，斑纹野兔和山羊；还有蜡，箭头，桦树皮（做匕首套或者碾碎当药），琥珀，精致的马皮革，蜂蜜，榛子，猎鹰，宝剑，盔甲，khalanj木制品，斯拉夫奴隶，羔羊和骆驼。
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布哈拉，但是花剌子模也出口葡萄，葡萄干，扁桃仁糕点，条纹纺织品，地毯，毛毡大衣，用做皇室礼物的绸缎，头巾，锁具，Aranj纺织品（可能是棉织物），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拉动的弓，rakhbin（一种奶酪），酵母，鱼，船（铁尔梅兹也在出口）。
撒马尔罕则出口银饰彩色纺织物（simgun）和撒马尔罕第纺织品，铜制容器，工艺酒杯，帐篷，马镫，缰绳，皮带；……沙什（Shash）（今天的塔什干）则出口高马鞍，箭袋，帐篷，兽皮（经突厥式鞣制而成），斗篷，祷告地毯，革制披风，亚麻籽，上好的弓箭，低质量的顶针，出口到突厥人的棉花，剪刀；还是从撒马尔罕出口的，贩卖给突厥人的绸缎，被称为mumarjal的红色纺织物，Sinizi衣物（来自法尔斯地区，虽然最初的亚麻来自于埃及），大量丝绸和丝绸制品，榛子和其他的坚果；来自费尔干纳和白水胡城（译者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锡腊姆），突厥奴隶，白色纺织物，武器，宝剑，铜具，铁具；来自于塔拉斯的山羊皮。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布哈拉的肉，被称作ash-shaq (或ash-shaf )的甜瓜，花剌子模的弓箭，塔什*瓷器，撒马尔罕的纸张。
即便简单扫过这张清单，就可以发现许多物品都是来源于跨生态的交流而不是跨文明的交流。
穆卡达西的观点很有帮助，大多数由花剌子模出口的物品是来自伏尔加不里阿尔（Volga Bulghar），也就是位于如今喀山的核心地区。但是即便没有这张清单的帮助，现代人也会立即发现典型的草原和森林产品，其中包括来自草原北部森利地区的牲畜、畜牧产品、奴隶和毛皮，或者来自北部的猎鹰、海狸香、海象牙和琥珀这样的异域之物。甚至诸如花剌子模生产的手工艺品都常常是为了出口到草原社会。在希罗多德时代，希腊工匠所制造的大量物品就在黑海的贸易城市流通。
丝绸之路的城市地理分布也表明了跨生态路线的重要性。如果说长安（现在的西安）、喀什葛尔或者布哈拉坐落于主要的跨文明贸易路线的两边，那么其他许多城市则不是这样。而这并不妨碍这些城市实现繁荣。这些城市就有花剌子模的玉龙杰赤（Gurganj）；锡尔—阿姆河旁边的塔什干；北京北边的卡尔甘（Kalgan，即张家口）；克里米亚的刻赤（Kerch）；伏尔加河的萨莱（Sarai）。所有这些城市都位于草原或者其边缘，并且它们的生存都有赖于穿行于它们之间的驼队所创造的商业财富，及由此而形成的各个城市之间的良好关系。
花剌子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军事安全和商业繁荣完全在于成功维系游牧民众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在与草原和西伯利亚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千年以前在玛瓦拉纳赫尔（Mawara'n-nahr）和呼罗珊可以发现花剌子模人的身影，他们高高的毛皮帽子十分显眼。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仅仅依赖一种感觉来证实。有着足够的文字和考古学证据来表明跨生态路线穿过了主要的跨文明路线，后者从中国抵达地中海并且连接着草原和农耕地区。这些证据表明这些横贯性的路线并不能完全被跨文明路线所覆盖。它们的历史要比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路线更为久远，并且往往被整合到丝绸之路的运转之中。证明跨生态交流的重要性和广阔性的证据在整个丝绸之路历史中大量存在，并且追溯到史前史时期（prehistory）。
聚焦于丝绸之路的跨生态部分表明重新审视丝绸之路历史的需要。首先，这显示了丝绸之路起源于前历史时期。其次，这展示了对古典时代丝绸之路所发挥功用的不同理解。第三，这帮助解释了在第二个千年，也就是进入现代的时期，丝绸之路发生的地理转换。
丝绸之路前史
考古学的研究给出了他们对丝绸之路起源的理解。来自于欧亚内部（Inner Eurasia）草原的证据显示这一地域范围广阔的交流体系相当古老。原因十分简单。可能在公元前4000年以来，至少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来，广泛采用骑马的进行移动的游牧群体就已经占据了中央欧亚的草原。骑马则确保了他们之间的关联和影响能够扩展到相当大的范围。事实上，具有机动性的游牧生活方式的出现应该视为对以丝绸之路为标志的跨欧亚交流网络起源的解释。
最早关于骑马群体的证据来自于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南部的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 Stog）群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虽然在同一时期对于马匹的驯养可能发生在诸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Boatai）这样更靠东的地区。
将马用作交通工具是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所说的“副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中一系列技术创新的一项。这使得畜牧规模得以扩大，由此也带来了更强、更多的移动能力、毛皮、奶制品和肉制品。更为密集的动物饲养使得整个社会群体主要依赖家畜产品生活。反过来说，也第一次使整个社会群体可以定居在欧亚内部草原地区。
游牧相较于农耕更倾向于移动性的生活，因为要饲养大量的牲畜，这促使他们在一年之中从一个草场迁移到另一个草场。在俄罗斯南部和哈萨克斯坦西部出土的公元前四千纪中叶的坟墓里面有陪葬的家畜，这说明了移动性的增强。
中央欧亚游牧民的移动性表明欧亚草原地区的思想、物品、语言和习俗的联系和交流是十分广泛和有活力的，并且这种草原地区的联系一样会穿越生态边界进入到农耕社会中。这种跨生态的交流最早出现的形式，是游牧民将他们的产品（牲畜、肉兽皮和羊毛）与他们边界上诸如乌克兰的特里波耶（Tripolye）农耕文化群体进行交换。这也证明了，可能早在公元前4千年的晚期，游牧社会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的影响力已经遍布于一个巨大的区域。
最早的游牧民劫掠农耕社会的线索指向公元前4千年晚期。但同时，游牧民也在草原内部扩张。到公元前2千年，游牧民已经扩张到东哈萨克斯坦乃至进入蒙古的部分地区。在这片广大区域中，各个游牧群体表现出了显著的技术、文化甚至是语言上的统一性。J·P·马洛里（J.P.Mallory）在其对印欧语传播的卓越研究中得出结论：“逐步累积的证据已经表明，公元前3000年存在一个从庞蒂克—里海向东延伸到叶尼塞河的广阔区域，其在物质文化、经济、仪式和体质类型上相一致。”
这一区域的地理尺寸反映了游牧文化的高度移动性，并且技术、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也在不同的游牧地区展开。显然，物品、文化和思想的跨欧亚交流要早于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识而至少上溯到公元前2千年，并且这些交流几乎完全是由生存于欧亚内部草原的游牧民来沟通的。
草原内部或和外部所交流的内容是什么？语言当然是其中一项。游牧民的扩张使得印欧语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庞蒂克草原的某个地方传播到现在的新疆。在公元前2千纪印欧语也传入到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北部。语言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游牧民的迁徙。在公元前1千年之前，迁徙的方向主要是从西向东。但是从东向西的移动从公元前1千年左右开始变得重要，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向西的迁徙成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突厥语族的传播开始出现。
虽然部分产品毫无疑问是经过一连串的部落间交易或者礼物馈赠进行的，但跨越游牧和农耕界限的商业贸易很可能十分活跃。在草原内部新技术的传播尤其重要。这包括了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技术——牲畜管理，马匹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使用等等。
在公元前3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小麦和大麦可能已经通过草原传播到了中国北部，同时带来的是所需的种植技术。对于游牧民而言，在主要的游牧生活之外也偶尔种植粮食作物。
金属冶炼技术也在草原内部和外部传播。E·N·切尔内赫（E.N.Chernykh）认为，青铜时期在高加索和更北部的游牧地带两个金属制品生产地区之间存在着活跃的交流。公元前1800年之后，在这一地区更东边的位置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冶金地区”（metallurgical provinces）。此后金属冶炼技术向北扩展到西伯利亚（在那里，森林居民开始成为金属制品使用者），向南扩展到中亚，并向东传播到哈萨克斯坦、蒙古草原和华北部分地区。这强有力地证明了青铜铸造技术是独立于中国发展起来的，从而这些新出现的“冶金地区”可能反映了中国的冶金传统和在其西部方向的冶金技术汇聚到了一起。
二轮战车的技术也可能时通过草原地区传播到中国、印度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如今的马格尼托哥尔斯托克（Magnitogork）附近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中精致的殉葬马匹，包括了一些轻型战车或“二轮战车”。
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甚至可能在更早的时间，语言、基因、技术、艺术风格和生活方式都通过欧亚内部的草原，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在移动性更弱的亚欧农耕文明中交流。游牧民和农耕民在草原边缘进行的区域交流证明了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草原内外交流的影响。到了公元前2000年，不同农耕文明之间也通过草原进行物品交换。公元前3千年，很可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之间有物品运输，并且在中原出现的玉石和翡翠表明中原和塔里木盆地早在公元前2千年左右就有着联系。丝绸之路的中心部分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有商业活动。
在中亚这个跨欧亚交流的交汇口上，在公元前3千年末期，城市中心就逐步繁荣起来，而且城市中心的财富积累很可能是依托于中距离或远距离的贸易系统的。最近发现的同一时期的中亚城市文明被称为“阿姆河文明”。商贸和草原之间关联的重要性也由游牧人所制造的交通工具得到证明。
阿姆河的城市也经由草原实现思想和宗教观念的交流。类似于吠陀梵语（Vedic）的“soma”或者拜火教的“haoma”这类在阿姆河Qala出现的致幻物，可以被解释为是来自于草原的萨满教的影响。一个出土于托戈洛克遗址的令人着迷的圆形印章刻画了杂耍艺人戴着猴子面具击鼓而舞的样子。事实上，傅良辅（Francfort）认为，萨满教对于阿姆河文明肖像画的影响甚至要大于中东。随后的类比则表明，在阿姆河附近的城市，从邻近的游牧民那里买来牲畜又把粮食卖给他们这一状况很有可能存在。此外，包括灌溉中心和Qala在内的阿姆河附近的城市都扮演着商队旅馆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