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果（金）戈马，工作人员测量一名年轻人的体温。 （新华社/法新/图）
埃博拉又来了？
2020年6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在线记者会上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于当日宣布，在西北部的赤道省姆班达卡市附近出现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该国卫生部提供的初步信息是，截至当日发现了6例埃博拉病例，其中4人已经死亡。
谭德塞表示，这提醒人们，2019冠状病毒病并不是唯一的健康威胁，尽管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上，但世卫组织仍在继续监测和应对许多其他的健康紧急情况。
传染病的出现和消失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大暴发始于2013年底，这也是自1976年该病毒首次发现后暴发的最大规模且最复杂的疫情。疫情首先在几内亚一个小村庄发生，一名18月大的男童突发怪病，发烧、黑便和呕吐2天后便死亡。但直到2014年3月，才被确认为埃博拉，随后疫情通过陆路边界传到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罕见但往往可能致命的烈性传染病病毒，病毒潜伏期长达21天，通过野生动物传染到人，并在人际蔓延，平均致死率约为50%。
被埃博拉病毒感染后的症状复杂，包括发高烧，伴有乏力、头痛、肌痛、咽痛等，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皮疹等，发病第3天后会出现持续高烧，中毒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出血，甚至会出现意识障碍、休克及多脏器衰竭。
自发现以来的四十多年间，埃博拉始终是全球的健康挑战，仅2013-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就导致了11300多人死亡。和新冠病毒一样，由于没有特效药物，接种疫苗才是保护所有人的唯一途径。
疫情催生疫苗
埃博拉疫苗的诞生看上去是一个传染病大暴发时期各界联合协作的完美案例。
被广为传颂的故事是：2014年，埃博拉疫情再次在西非暴发，全球顶尖科学家再次开始讨论这一烈性传染病的应对方法，其中一位便是加拿大科学家盖瑞·库宾格（GaryKobinger）。他和团队潜心研究的埃博拉疫苗成果赢得了加拿大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认可，并被多家机构联合开展临床试验。
疫情让临床试验超乎寻常地顺利：
2014年至2016年，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末期，该疫苗开始在几内亚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证明免疫效果显著，只接种一剂疫苗的五千多人随后均无感染病例。
2016年12月，多个机构的科学家联合在《柳叶刀》（Thelancet）发表文章，公布对这款疫苗进行试验的结果：有效率100%。
2019年11月，欧盟宣布这款埃博拉疫苗获得上市许可，成为全球首款正式获批上市的埃博拉疫苗。仅比欧盟晚了一个月，美国FDA便批准了这款名为Ervebo的减毒活疫苗在美国上市。
不仅如此，该疫苗还创造了世卫组织有史以来最快疫苗资格预审纪录，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一次重大成功”。
但背后的事实是，埃博拉病毒已经发现四十余年了，科学家们对病毒本身和疫苗研发早在多年前就已有重大突破。一切皆因埃博拉病例散发，又只集中在刚果、加蓬、苏丹等非洲的几个医疗条件基础极差的国家，没有公共或商业机构愿意投入支持，致使疫苗的面世拖延长达数十年之久。
针对这一现象，学术界曾有一种相当刻薄和带有歧视色彩的说法：“距离埃博拉病毒治疗方法/疫苗的面世还有五十个白人患者的距离”。这听起来对非洲人民相当不公平，但回顾这一疫苗的研发历史，的确如此。
从德国到加拿大
埃博拉病毒的发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1967年秋，德国马尔堡和法兰克福以及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的几所实验室工作人员同时暴发了一种严重的出血热疾病，31人发病，7人死亡。流行病毒调查的结果发现，暴发的病毒源头是实验室里从非洲乌干达进口的一种用来研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带病毒猴。之后，这一出血热疾病以发现地命名为马尔堡病毒（MarburgVirus）。
9年之后的1976年，同属丝状病毒科的兄弟——埃博拉病毒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被首次发现。尽管十分罕见，但两种病毒均会引发后果极为严重的高致病性新发传染病。彼时，科学界尚未开始正式研究马尔堡病毒或埃博拉病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刚到马尔堡的学者汉斯·克伦克（Hans-DieterKlenk）注意到了这类新病毒，并建议他的学生海因茨·费尔德曼（HeinzFeldmann），可以试着把研究方向从流感等常见病毒转向这类烈性病毒，两人一拍即合，奠定了费尔德曼之后研究埃博拉病毒的重要基础。
到了1990年，耶鲁大学的一名科学家约翰（杰克）·罗斯试图以*水泡性口炎病毒（Vesicularstomatitisvirus，VSV）为基础，作为疫苗的载体平台。尽管水泡性口炎病毒（VSV）可以导致牛群患上口部疾病，但很少感染人，也不会让人感觉到不适，诱导抗体的水平出奇地高。
罗斯设想，如果可以将这一病毒作为流感、HIV等病毒的疫苗载体，教会人体识别有害的病毒，同时又对人没有伤害，将会在新疫苗研发上取得巨大突破。
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罗斯的天才设想。
有人把这种制作疫苗的技术形容为“披着狼皮的羊”，即把想要预防的病毒表面的蛋白加载到没有什么威力的病毒表面，无需额外的佐剂，便能让载体诱导产生人体的免疫应答。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利用病毒载体来研发疫苗是可行的，包括已经成功的登革热疫苗，但在当时这是极为创新的想法。
之后六年时间，罗斯和他的团队在反复失败之后，终于在以VSV为载体的流感病毒上取得了成功，他们以此为基础的流感病毒疫苗只一剂就让小鼠得到了免疫保护。“抗体表达太优秀了！”罗斯感叹。很快，将VSV作为一系列病毒的疫苗载体，用于包括禽流感、麻疹、SARS、MERS等，都取得了成功。
罗斯据此认为，从理论上说，这对埃博拉病毒也一样有效。
但实验始终未能开启——作为生物危害最高级别的病毒，没有相匹配的高度安全的实验室就无法对它进行研究，因而埃博拉相关的*病毒疫苗研究被搁置。
很快，这一载体专利被授权给惠氏公司，并和全球一百多个实验室共享。有了这一创新载体，科学家们有机会将单个的埃博拉病毒基因搭建在VSV上研究，不仅方便、快捷而且性价比高，极大地方便了研究工作。
到了1999年，生物学实验室的安全性不断升级，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开始筹建，其中包括研究埃博拉病毒所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前面提到的马尔堡大学病毒研究所的费尔德曼教授也从德国被聘请来领导旗下的特殊病原体研究小组。他正是当年在德国研究VSV载体的研究组成员，也是最早开始研究埃博拉病毒的科学家之一。
更具价值的是，费尔德曼离开德国前往加拿大时，被准许带走了一些病毒样本，为他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在温尼伯最高级实验室里，费尔德曼和他的团队终于有机会真正实验VSV载体在埃博拉病毒上是否有用，他们发现，未经注射埃博拉病毒VSV抗体的小鼠在面对埃博拉病毒时全部死亡，而注射了抗体的小鼠安然无恙。
动物试验成功
无论是药物还是疫苗研发，动物试验中首选会表现出与人类疾病相似症状和特征的动物，小鼠或猴是最常见的试验物种，特别是非人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的生理模型、组织结构和免疫应答等性状与人类十分相近。
小鼠试验成功后，费尔德曼他们本应进入到更高级别的动物试验时，新的威胁来临了。
2003年，一种全新的严重呼吸系统综合征，后被命名为SARS的传染病，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出现，并向外蔓延。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立即加入进行研究。
但与费尔德曼合作的美国科学家托马斯·盖斯伯特(ThomasW.Geisbert)没有停下来，继续从灵长类动物身上找寻更多证据。他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部的埃博拉病毒专家和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者之一。
之后，加拿大与美国两个实验室合作，证明了VSV载体的埃博拉疫苗在食蟹猴上获得了完全的保护，且疫苗诱导了明显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
2005年6月，这一研究结果在顶级期刊《自然-医学》（naturemedicine）上发表，该研究成果首次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上验证了基于VSV载体的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可行性，而且只需免疫一次即可获得快速完全保护，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验证了，该疫苗在病毒暴露后预防的作用。费尔德曼等人发现在豚鼠和小鼠被攻毒24小时后接种基于VSV载体的埃博拉病毒疫苗，可以实现50%和100%的保护，远超腺病毒载体疫苗30—60分钟的保护期，甚至在恒河猴被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暴露后20—30分钟内接种也实现了50%的保护，而被苏丹型埃博拉病毒攻毒后20—30分钟内接种可实现100%的保护。
关于这一研究的褒扬不断，至此，科学家们终于能确认，利用VSV装载病毒的模型不仅安全，还可以有效地作为多种疫苗的研发基础。
“埃博拉疫苗的大门真正被打开了。”盖斯伯特和整个团队都对此非常兴奋，并在当时对媒体宣布，这款被命名为rVSV-ZEBOV的埃博拉疫苗可能会在两年之内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等到2010年或2011年，就能走完全部程序上市了。
开发遇冷
从科学上说，这一发现是让人极其兴奋的。但在现实中，这连开始都算不上。
很快，盖斯伯特就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
“我们的研究结果太令人兴奋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当被问到他们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时，费尔德曼略带无奈地回答媒体，“不过只是去隔壁酒吧喝了杯酒，然后再回去工作。”
“没人愿意投入开发这一疫苗。”他补充道。
在加拿大，特殊病原体研究项目一直被政府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每年预算季一到，这类研究总是属于政府节省开支精打细算的项目。从2004到2014年的十年间，每到预算季，加拿大温尼伯微生物实验室时任科学总监弗兰克·普拉默（FrankPlummer）不得不一遍遍回应政府的质问，为什么加拿大需要研究埃博拉这类本国根本没有的病毒。
业内人士承认，没能对这一颇有前途的候选药品进行后续研究，映衬出了更大的失败：穷国的民众饱受某些疾病的折磨，但针对此类疾病的药物或疫苗却无法被生产出来。
与治疗疾病的新药不同，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预防疾病的特殊药品，其安全有效性的评价将始终贯穿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中、上市后评价的各个阶段。
无论采用何种技术路线，一支疫苗从研发到上市，一般需要5到20年，例如流感疫苗（14年）、天花疫苗（26年）、脊髓灰质炎疫苗（20年）、登革热疫苗（20年），大部分疫苗的研制都超过了10年，花费则超过10亿美元。
加拿大温伯尼实验室所做的只是疫苗研发重要的前半段——利用不同动物验证疫苗的长期毒性、过敏反应、生殖毒性等安全性评价指标，也称“临床前研究”。但一种新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投入最大也最关键的步骤是人体临床试验和新药上市流程，一般需要由制药企业来推动完成。
对于制药行业来说，这是“注定赔本的生意”。2010年代，埃博拉病毒发现已经快三十年了，但造成的死亡也仅有上千人，且集中在非洲的几个小国家。且不说任何一种新药和疫苗都需要巨额的投入，即便进行了巨额投入，这些受到病毒侵害的国家也可能根本买不起疫苗或药物，需要制造这一疫苗的企业通过某些公益项目无偿捐赠。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很难对这样一种罕见且仅在贫困地区出现的传染病有研发意愿。
201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丽敏等人的一篇埃博拉病毒研究论文也指出，疫苗接种为传染病常规的防控手段，但目前埃博拉病毒疫苗没有上市，其原因是该病发病稀少且受地域局限，研发疫苗缺少经济价值而无法引起疫苗研发企业的重视。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李一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