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默斯·希尼
（1939-2013）
代表作品:《人之链》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希尼都很像是叶芝的继承者。对希尼而言，声音是破解世界神秘性的裂口，通过听觉的想象，不可知世界的诸多元素都在诗歌中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一裂口涌现的，除了诗歌本身的形式外，还有希尼诗歌内蕴含的情感与关怀。
与其他诗人最大的不同是，希尼会将政治话题作为诗歌的轴心。就像叶芝经历“大饥荒时代”一样，希尼也经历了北爱尔兰的宗教冲突与暴力事件，他要面对的是更严峻的现实问题。希尼在《爱尔兰诗人与英国》一文中写到，他时常感到自己面临着与“英国”这个词语的对峙，“如果我的联合派读者没有被一再提醒到这一点，则我就是犯了不止是躲躲闪闪之罪”。但在关于民族性的反思背后，希尼的眼睛所看到的依然是诗歌中心的灵魂。2010年，在最后一本诗集《人之链》中，希尼留下了一个人与人拉起手来的意象。这是一个诗人留给世界的最后温柔。
约翰·班维尔
（1945-）
代表作品:《海》
约翰·班维尔生于爱尔兰的威克斯福，小说《海》于2005年获得英国布克奖。班维尔的小说都比较难读——这倒并非因为他使用了炫技的文学手法或晦涩的主题，而是因为班维尔小说的叙事节奏极为缓慢，而且没有定格，每一页都仿佛一幅正在创作的油画，读者必须每时每刻都睁大双眼，注意笔触的每一个走向，才有可能读懂画框内描绘的事物。班维尔曾经说过，自己的小说是流动的，“事实上想象在不断地挑选场景的碎片并精心地将它们植入我们所谓的‘眼见为实’中……”。
这种绘画般的散文语言在班维尔的三部曲小说中得到了诠释。在《框架三部曲》中，班维尔化身为艺术评论家，讲述弗雷迪·蒙哥马利的故事。蒙哥马利是个在生活中找不到在场感的人，只能在油画肖像的凝视中体会到生命的接触，为了得到一幅油画，蒙哥马利进入了朋友的家并*害了在场的女仆，在第一部《证词》中，他进行了非辩护的自白，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行，但他想让人们知道“恶”这个简单词语背后的庞大世界。这正是班维尔那精美语言的实质：面对世界，单个的词语总是贫乏的，必须要用句子去解释，同时句子又不断扩张成流动的、板块似的篇章。
科尔姆·托宾
（1955-）
代表作品:《空荡荡的家》
托宾出生于爱尔兰的小镇恩尼斯科西，这里既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所有小说离不开的地点，无论是《诺拉·韦伯斯特》还是《布鲁克林》。空巢似的家庭，同性恋爱的痛苦以及冷淡的生活处境都是托宾经常描写的主题，这可能与他童年的沉默有关，据说托宾小时候就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直到9岁才打破了言语的隔阂。
2011年，托宾接替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但他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关于小说，托宾坚持“结局的到来非常重要，就像哄孩子入睡一样”的观点，让故事在忧郁的叙事节奏中慢慢走向高潮——这与他粗犷高大的外形大相径庭。他极为反对现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在2017年的文学节上，他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现代写作者应该学习像简·奥斯汀那样去塑造层次感深厚的人物，而不是用“闪回”的技巧来补充故事、迷惑读者。
因为小说充满对现代困境的关注，托宾的小说经常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此外，作为一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作家，托宾也极力推动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进程，为男同性恋这一群体争取尊严与独立。
安·恩莱特
（1962-）
代表作品:《宴会》
2017年剑桥指南在爱尔兰诗人方面只收录了4位女诗人，一时激起了文艺界不满，一些女性人士纷纷写信抗议，在抗议人士中，安·恩莱特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个。
安·恩莱特一直对女权问题比较关注，如果说默多克关注的是哲学层面的自我突破，恩莱特关注的则是实际的现实问题。她的代表作《聚会》营造了一个人口众多、却孤独无比的家庭，通过家人们的悲伤故事来表现身处现实的无力。对此，恩莱特说，“当读者拿起一本书时，可能想要读到轻松愉快的文字，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拿起我的书来……我的书和好莱坞催泪大片没什么两样。”她的早期作品《便携式处女》还曾被评论界拿来与弗兰·奥布莱恩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