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数字时代的复数艺术”展览中二师合影
对于报考现代水印版画方向的博士，我做了很多思想斗争，并不是说没有决心去报名，而是担心自己的艺术轨迹不能从一而终，出现断层，如果不能走通也辜负两位老师的栽培。当然这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未来的学习路向不明确，缺乏信心，二是没有深入认识我即将要面对的学习对象。因此，在我个人发展的路径上需要有人以更高站位来引导，在这个过程中周、陈二师的视角才让我真正贯通。
对于从媒介材料研究跨越到现代水印版画研究，我本身的认识和想法是极其浅薄的，一次次与周老师沟通，才慢慢明确了学习的路向，初步建立了心理和学理的联系。后来才知道周老师也几次与陈老师沟通关于我的培养方向，令我极为动容。我曾经跟周老师探讨水印木刻，不论是谈传统保护，还是谈水印版画当代创新，抑或是水印版画的教育教学，甚至还给我非常具体的学习建议，言语之间他始终透露出对这种中国文化机体的期待。由此我看到周老师的艺术视野不仅仅是在他研究的领域内，而是有丰富的外延，这实际上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向外发展的路向与空间，我是从中获益匪浅的。
有时我不解周老师为什么能够全力支持我研究水印版画。我没有正面的与周老师交流这个问题，我猜想一方面他理解和尊重学生的选择，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源于周老师对文化责任的理解。从周老师身上我看到一种对历史与文化的关照，从“胡同印象”到“城市蜃景”，从“中轴古迹”到“巡天重器”，无不透露出对古今天人，沧海桑田的宏观思辨。如果回到作品的媒介本身，如果只把周老师与感光制版相联系，定会产生不少误解，而基于对中国文化本体的认识，“纸”已经成为承载周老师艺术理念的最佳载体，现在看来从媒介材料出发的周老师已经走向文化的自觉。
周吉荣《故城III》纸浆综合材料 220×320cm 2019
今天我对水印版画的理解可能不同于几年前，在我看来当代水印版画的发展，不仅仅在技术层面，更加需要从思维方式上拓宽这个文化载体的入口，水印版画仅仅作为一种版画技法也许体现不了它应有的价值，它更需要从当代艺术的不同角度切入，为自身发展带来新的血液，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产生更深刻的文化影响。这样的理解一方面，是基于周老师赋予我的对艺术媒介的广泛认知和深入理解，而另一方面，正是来自陈老师对水印版画发展方向的引领。
陈琦 《无去来处》无限版 新媒体空间装置 艾米李画廊 2019
先前我对陈老师的理解停留在他是一位不断在水印版画领域进行突破的勇士，当代水印版画的边界不断的被他拓展。近来再次审视这种理解，我似乎忘记了“勇往直前”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如果做过一些水印版画的创作再回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明朗，水印版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脉的艺术形式，在今天他的技术体系已然与时代接轨，单独讨论水印版画的技术演进以及本体语言形式在今天看来是缺乏纵深性的，唯有将之与中国文化及哲学体系相通，方能构建水印木刻发展的立体空间。
这也让我想到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对于郭熙“三远”的理解——以一种形与灵的融合达到“远”的自觉。站在这个空间内看待陈老师的突破，会发现水印的“边界”并不是二维的，而是三维的，不仅需要在媒材技术方面的突破，更是在观念与哲学存在层面上的突破，甚至是加入了时间因素的穿越。我想作为文化形态的水印版画需要更包容的对外的接口，这些接口将为其带来更充实、更深远的时代内涵。
《2012生成与弥散》威尼斯现场照 水印木刻版画 380×4200cm 2019
想到这里，我才猛然意识到两位老师在艺术求索路径上的共通之处——媒介在他们的创作中实现了物质性的超越——他们的艺术实验都被赋予一种时代的精神。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从“梵土斋”走到“玫瑰谷”的深层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