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冬菜”和“娘希匹”是两句上海弄堂里的粗口，正因为它们是粗口中口味较淡的那种，因此流传得更广。男的可以讲，女的好像也可以讲。小户人家可以讲，读书人难般讲讲，好像也不怎么太有伤大雅。
于是，就这样稀里糊涂讲了一百多年。
真要认真问起来，这两句话啥意思，恐怕没多少人可以讲得清爽。
究其原因，还是传播的问题。大多数吴语都是记音，后来的人则努力地从当初的字面上去详它的“初心”，当然“一场唔结果”。
上海弄堂天地
仔细想来，这“娘冬菜”似乎更像是“娘咚啋”。后面两个字似是拟音字，大致像是敲锣鼓家生的声音。咚是铜鼓声，啋是小锣音。老底子人家啥辰光敲锣鼓家生？无非红白喜事。
当然不会是红喜事。否则，“娘冬菜”变成“倷娘又要结婚了”。咒伊重婚？讲不通。胃口好一点的、狠要的、做娘当中的战斗机说不定还开心煞了呢。
只能是白喜事了。因此，“娘冬菜”才用来咒人家的母亲要死了。
其实，在用锣鼓家生的拟音字组成的吴越俗语里，“娘冬菜”的名气不算大。比它更响的是那句“乖乖弄滴咚”。咚还是铜鼓，滴是喇叭。人家还吹歪喇叭呢。
不过声势再壮大，意思还是一样的。还是白喜事。还是咒人家的母亲要死了。“乖乖”相当于“哎哟”或“哎呦喂”，是虚字，实在内容都在锣鼓家生上面。所以，“乖乖弄滴咚”又叫“乖乖没得命”。
你看，第一次记录，字没写对，也蛮害人的。我想起另外一句上海弄堂粗口，叫“倷娘大头菜”。我估计很可能就是被“娘冬菜”里的“冬菜”两个字带过去的。心想，“冬菜”是啥个菜，不是卷心菜，不是黄芽菜，要么“倷娘大头菜”。巧也真巧，大头菜长得又难看，味道也不灵光，骂一声就更加解恨，更加“煞渴”了。
“娘希匹”就走得更远。
因为据说它是蒋介石的口头禅，那还得了。其实很多宁波人都有这种口头禅。并不只是蒋介石一个人这样讲。然后，有一个人写了一套四本《金陵春梦》，书里的蒋介石一口一个“娘希匹”，弄得大江南北人人皆知。
到底啥意思？从字面上详，是无论如何也详不出来的。
如果写成“娘死辟”，意思马上就出来了。“辟”是*头，古时所谓犯下了大辟之罪，就是死刑。因此，“死辟”就有了“你总有一天会被*头”的意思。和“娘冬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咒人早死。
因为“娘希匹”是宁波话，于是，我这个老宁波似乎就多了一分“文化自信”。我证明，老早宁波人“充军”、“*头”是挂在嘴边的。阿拉男孩子调皮，常常在弄堂里莫名狂奔。宁波阿姨后门口伸出头来就是一句：“倷做啥？充军去啊？*头去啊？”若比起“充军”、“*头”来，“死辟”两个字真是“何其太雅乃尔”。
有人讲，“大辟”也是很古老的讲法吧，怎么能传到今朝。其实宁波话里这种古字多得很。仅举一例。再上一代的老宁波，在讲“是的”时，是讲“然也”的。阿拉外婆一字不识，人家问伊，“侬吤早夜饭吃好啦？”，伊也讲，“然也”。“然也”，你会不会一下子穿越到三国时代？“然也”，何其太雅，现在中文系教授也不讲。
无论如何，“娘冬菜”和“娘希匹”，多少还有点转弯抹角。我们在弄堂里可以听到更加直别别的：“侬要死啊”，“侬寻死啊”。
不过，上海人向来有自嘲精神，这也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必备素质。比如，包括我在内，好多老上海在当年的浦东乡下头、现在的浦东新区寻不着路，从来不怨别人，而是自己骂自己一声“乡下人”，路也寻不着。由此可见，“乡下人”这个词从来不是上海以外的人专用的。现在有那么多人在网络上争啊，吵啊，一定要咬住这样一句话，叫“上海以外都是乡下人”。啥意思，你是不是想认定，只有你们才配得上“乡下人”这个专用名词，而我们上海人永远不配？这真是盛世才有的奇观。
同样道理，一句“要死”，后来也很快变成了自嘲。
如：“哦唷，红烧肉里酱油摆忒多了，要死快了。”
“乃末要死，我手机又不见忒了。”
“要死，辰光吤快啊，一歇歇夜里十点多了喏。”
顶顶要命，“侬要死啊”，“侬寻死啊”，还变成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
石库门的夜晚
也是像这样的热天，老底子没空调也没电风扇，大家都坐在后弄堂弹格路上乘风凉。突然之间，三层楼亭子间一个刚刚结婚的新娘子的声音飘下来：
“侬要死啊，碰着人家难过弗啦。”
其实并没啥，就是翻只身不当心碰着了，汗嗤嗤哩嗰。
不过，本来大家就热得心烦叽噪，你让单身男女如何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