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底的一天，在越南胡志明市堤岸森德街的街头，一群石湾人满怀崇敬地三鞠躬，越南当地街坊听到讲着广东话的佛山人来了，纷纷主动上前表达敬意，这里就是越南宝源窑的旧址。佛山石湾人的先辈们，在一两百年前来到越南谋生，把自己对故乡的情结与思念都留在了高高矗立的会馆庙宇的屋顶上，越南胡志明市的广肇会馆、穗城会馆、三山会馆、马来西亚吉隆坡陈氏书院的瓦脊，都成为记录佛山先辈勇闯南洋的历史丰碑。
73岁的佛山人刘孟涵，两次组队、漂洋过海来到异域他乡，在这里与石湾祖先来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8月1日刚刚回到佛山，刘孟涵等继续笔耕不辍，正在完成书稿《探秘梅山陶瓷》。大批佛山石湾陶瓷技术工人，在前全球化时期就前往越南等南洋诸国，以技术资本安身立命、勇闯南洋。他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时间过去百年之后，石湾人通过寻访前辈留下的瓦脊，揭开一段佛山陶瓷参与一带一路大市场建构的故事。
南海之上往来千里风帆悬
一船陶瓷的出海之旅蕴藏着佛山人对海洋经济的理解
三百年前的一天，佛山石湾一船满载陶瓷瓦缸的大船，经沙口、石湾、澜石通黄埔归海。这种船有着典型的标识，那就是高高竖起的三支大型桅杆，它的动力全靠风力。佛山人叫它作“大眼鸡”，这满载陶瓷的帆船在没有台风的秋季出发，到达越南南部乃至南洋诸国，卸货交易后，再经过半年休整，待第二年的春季风向转变后，沿风向回到珠江口、回到佛山。佛山陶瓷在东南亚各国最为常见，佛山三煲——饭煲、粥煲、药煲最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这是胡志明市穗城会馆副理事长卢耀南，用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做出的介绍。这座会馆是越南众多华人会馆中规模最大、建筑装饰最为美轮美奂的一座，据推测建设年代是在1760年。这座会馆在1993年获得越南文化新闻部颁发的《历史文化古迹》公认书。吸引刘孟涵等人两度赴越南的，就是当地这种恢宏的会馆建筑和背后佛山先辈闯南洋的故事。
当然，这船陶瓷出海的故事，也藏着在南海之滨崛起一座名镇的故事。在南海之滨多岛屿的古海湾里，西江、北江、东江从不同方向注入，巨量泥沙不断在这个海湾里沉积，独特的湾区得以形成。
而在三百年前水路交通年代，湾区腹地广州的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因势利导，最大限度激发比较优势，以乡邑之地成功崛起并屹立于湾区，终以“四大名镇”之首而著称于世，那也是一个以“省佛”著称的时代，这个小镇与省垣广州紧密相连，以“广佛周期”双主角的姿态，共同支撑起珠三角乃至东南亚区域大市场的基本格局。
这个小镇就是陶瓷、冶铸等行业的集中生产地佛山，佛山作为一个内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地方，在水陆交通时代，有着独特的比较优势。
资料记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佛山陶瓷“年中贸易过百万，为工业一大宗。”在旁及海外之国上，以陶瓷等商品为媒介，如何实现借船出海、对接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方面，相信佛山人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着独到的理解。
刘孟涵老师，当年从佛陶集团的技术骨干做起，上世纪90年代曾任广东佛陶石湾建筑陶瓷厂厂长。历经建筑陶瓷的辉煌，到退休后专注于佛山最早的建陶材料——瓦脊的研究，刘孟涵一直试着为石湾陶瓷找到根。
在刘孟涵看来，历史的惊鸿一瞥，正揭开了明清时期，佛山第一代陶瓷工人远渡重洋“技术移民”、产业输出的故事。也正因为此，2018年、2019年，当刘孟涵等研究者两度踏上越南胡志明市的土地时，一听说来自陶瓷故乡的佛山人前来寻迹，越南当地的研究者非常热情。80后陶瓷研究者刘金钟，是越南华裔后代，他在业余时间拍摄了大量石湾窑的图片，走访了石湾窑的后人及陶瓷从业者，并将自己拍摄的大量图片和研究资料无偿地赠送给石湾团队。另一位研究者是地道的越南人黄玉盏，越南收藏家陈光顺、阮德辉等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被业界所公认的是，佛山石湾窑，自宋代开始就向南洋出口日用陶，石湾制造的龙鸡缸，更成为南洋土著储藏衣物首饰的高级贮具。清末民初，花盆行、横耳行、茶煲行、钵仔是石湾窑最兴旺的行业；石湾的陶碗粗糙、简陋，比不了潮州、大埔、清远的瓷碗轻巧美观，而埕瓮类陶器坚固耐用，物美价廉，满足了东南亚陶瓷不发达地区土著居民的需要，因而漂洋过海，销路畅旺。
当然，佛山陶瓷的外销路线还不只是东南亚。此间，佛山把广州这个通商口岸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佛山陶瓷的外销航线中，佛山——广州——东南亚航道，大量的陶瓷沿着东平河或者汾江河两条水道前往广州，再从广州珠江口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运往东南亚等地。此外，在佛山——广州——西亚航线上，这些佛山陶瓷会从中国还经过马六甲海峡向西至锡兰，可达西亚以及阿拉伯等地区。
佛山史研究专家罗一星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北宋时期，佛山栅下大塘涌就设立了广州市舶史分司，而这个机构掌管的正是海上的对外贸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佛山海外贸易正式合法化。外国商人可以直接到佛山来购入外销品如铁器、石湾陶器等，外国商船到佛山贸易，成为常事，这又是佛山陶瓷铸铁丝绸等能够行销海外的重要原因。
佛山人不仅来了，还把陶瓷产业本地化了
发现九家石湾风格的店号，揭开佛山人最早的陶瓷产业输出图谱
《芭蕉洞》、《六国大封相》……这些生动的历史和粤剧故事，凝刻在了越南多所会馆的瓦脊之上。这种用来安放在大型公共建筑屋顶上的建筑装饰，为了适应人们从下往上看的视角，瓦脊上人物都有适度的前倾，头部比例适当放大，这种结合现实生活中的视觉美学，让人倍感亲切，真是艺术源于生活的典型写照。而在时光轮回的百年间，瓦脊设计师的情怀依旧，瓦脊工匠们匠心犹存，让后来欣赏者肃然起敬。
回眸历史，清中叶，珠三角地区兴起庙宇豪华装修热，融入了岭南风土人情以及历史文化典故的瓦脊艺术陶塑装饰成为人们推崇之物，被装饰在学宫、庙宇、祠堂、会馆等大型公共建筑的屋檐上，以表现该建筑的壮观，也体现建设者的经济实力。
当然，一段石湾瓦脊并不会像写小说一样，非常细致地交代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而只能大刀阔斧地以夸张手法显示剧情，这最考验“设计师”和陶工们了，必须要精挑细选出可以精准再现的元素，捕捉最传神、有趣的一瞬间，用留白的手法，为百年后的人们，留足想象空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会馆瓦脊上留下了诸多产业输出的密码，比如在其中一条瓦脊上清楚地写有“宝源窑造”，旁边则赫然写着店号地址“南（土斤）堤岸炉痷街”，并且还有工匠身份的标示“顺邑何滔作”。在刘孟涵看来，这些瓦脊上，先辈们专门把家乡南番顺的地名冠于工匠的名字上，这是不忘故乡的拳拳之心。也正因为此，时至今日，这些凝固在会馆瓦脊上的建筑艺术，成为观察佛山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技术输出和产业输出的最好例证，也成为在异国他乡闯荡的佛山人，对故土文化的思念和发生再联系的可能。
历史上，石湾瓦脊深受东南亚地区华人的青睐，他们会以高价请石湾窑匠人前往制作。据刘孟涵介绍，石湾窑匠人通过海运到越南、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石湾窑的窑炉和制作技术得以传播开来。以穗城会馆天后庙为例，正殿和二、三进屋顶的瓦脊来自石湾窑匠人在当地开设的宝源窑和同和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穗城会馆完工后，石湾陶工们又在越南当地生产了大量的生活日用陶，这些产品受到当地人的欢迎。石湾瓦脊漂洋过海走出国门，实现当地化的生产，这也正是石湾窑在早期产业输出的一个侧影。
“佛山人不仅把产品输出到越南，还在当地实现了本土化的生产。从产品风格和瓦脊上记录可以推断出，堤岸一带至少有九家佛山风格的店号。”两度南下，刘孟涵和团队逐渐摸清楚了石湾窑在越南南部传承的脉络。按照瓦脊或者陶瓷产品标注的年号，九家店号分别是：南兴昌号、南利安窑、和利详、宝源窑、同和窑、同安窑、陶昌窑、利昌窑、南粤兴窑。
石湾工匠在越南堤岸(今胡志明市)开设这些窑口，为当地提供了大量优质的艺术陶和日用陶，形成了影响深远、具有典型石湾风格的“梅山陶瓷”，体现了石湾窑匠人开放的市场意识和善用资源就地取材的技术自信。
迁徙到越南的石湾窑匠人们首先解决了原材料的供给问题，选用当地的陶土以及植物釉进行生产，这不同于景德镇、德化等陶瓷产区需要依赖当地的高岭土及瓷土做原料。
“除了瓦脊之外，石湾花盆行在越南当地是最为兴旺的。”同赴越南的石湾陶瓷博物馆副馆长李燕娟印象最深刻的，是石湾花盆行在越南当地的生命力。制作瓦脊的石湾窑匠人来自花盆行，掌握较高的制作技艺。直至清末民初，石湾制陶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所有其他行业不可越界生产的产品，花盆行都可以生产，是故花盆行在业内有“贼行”之戏称。清末石湾知名陶艺家潘玉书的儿子潘剑飞，曾一直在越南参与制作陶艺，其后代在当地繁衍至今。
而让刘孟涵团队兴奋的是前往冯源昌窑的细节，这里的第三代窑主冯健烽先生，“一见到我们，他可以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乡，我的祖辈是南海石湾人。清末来到越南，曾在宝源窑做工，后来北上开办了兴隆窑，自己动手建造龙窑，亲手制作模具，生产具有石湾风格的梅山陶。父亲冯佳明继承陶业，易名冯源昌窑。”到了冯健烽这一代，把龙窑改造成阶梯窑，但他们依旧坚持使用柴窑，还是保留的用植物灰的釉料。
越南学者庆和、翠娥这样评价“梅山陶瓷”，这是由华人工匠在古西贡创造的一个工艺顶峰，独特的陶釉作品，乍一看来很土气、简约，但细看却精工细作，造型精湛，彩釉巧妙，总体布局和谐，一直是那些爱好古西贡堤岸彩釉工艺陶瓷艺术之美者和古玩爱好者们收藏的目标。
“欧风亚雨”“文明进步”佛山陶工们的世界胸怀
陶瓷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载体
“进入穗城会馆，这里的人们都讲着广东话，文化是满满的传统广东味。”与刘孟涵一起赴越南考察的石湾陶瓷博物馆研究人员陈雪兰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与想象中很不一样，走进位于胡志明市第五郡的穗城会馆，这里满满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世界各地的面孔都集中在这里。在东南亚的会馆，大都具有复合功能，穗城会馆就是一座天后庙，可供奉神像、供游客祈福烧香。像祖庙博物馆一样，现在，东南亚的会馆，在功能上逐渐成为旅游观光目的地，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去看一看，让人敬慕于那段华人勇闯异国他乡的历史。
穗城会馆周边的一间凉茶铺的店铺写明是“佛山凉茶”，“这里的凉茶还是一包包出售，像极了幼时老佛山的感觉，街头出售着最为传统的狮头、丝绸、莨绸等等商品，通过这些物品，把中华传统很好地保存下来。”她感慨，在全球化时代，相比国内年青一代受到的全球化的影响，东南亚较完整地把传统的东西保留和传承了下来。
而接待她们的导游自我介绍说，自己的职业其实是“文房”，他已经是侨居越南以后的第三代华人了。陈雪兰则敏锐地听出了他的粤语微妙之处，“很多词汇是非常古老的，相比广东粤语的不断演变，却在异国他乡听到了最传统的佛山方言。”
其背后，十六、十七世纪华人移民浪潮中，华人为促进东南亚的经济开发、文化繁荣作出了显著的功绩, 尤其是一些原始荒芜之地, 通过集团移民集体力量的开垦经营, 后来成为东南亚的富庶地带, 如越南南部的河仙、边和等地的繁荣就是突出的例证。
据1934年越南中华总商会呈中国政府外交部文称，在越华侨人数尚无精确统计，一般推测约为40 余万人。其中广府帮人数最多，大都从事工商业，客家帮以茶商居多，潮州帮职业多系船夫和挑夫，海南帮多从事垦殖业，闽帮人数较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穗城会馆上的一幅对联，“欧风亚雨”对仗“晨钟暮鼓”，而在瓦脊上，石湾陶工匠人还把“世界维新”、“文明进步”镌刻在了会馆屋顶之上。这体现的正是到南洋谋生的佛山先辈的视野与胸襟。
“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佛山石湾对越南南部在建筑和日用陶瓷产品上的影响。不只是漂洋过海把产品运到南洋诸国，佛山人最厉害的是到了越南等地后，实现了因地制宜的在地化生产。”陈雪兰认为，陶瓷的影响力和融合度就在这里，法国人、越南人纷纷参与进来，大家带着自己对石湾陶瓷的理解，形成了多种文化以陶瓷为载体相互融合的演变进程。
◆链接：前全球化时期，佛山陶瓷为何可以直接面向海外市场？
【记者】阎锋
受访者供图
【作者】 阎锋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 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