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照）
那时，我虽然有足够的零花钱，不用为生活费发愁，但是为了体验一下生活，母亲还是帮我找了一家公司去打工。
这家公司是台湾人开的，在一家饭店里租的办公室。在公司，我主要责内勤工作，每月给我开800元的工资。在90年代初，800块钱对一个学生而言，相当于一笔巨款了，同学们都羡慕得不行。
当时，公司有一个香港合伙人，他的女朋友是广东人，在广州开了一家公司。因为业务往来，她经常到公司出差，一来二去，我俩就熟悉了。巧的是，我们还是本家，她也姓胡，平时我就管她叫胡姐。
1993年，在我快毕业实习的时候，胡姐问我：“想不想去我的公司上班？”。我想到胡姐平时对我十分照顾，再加上我也想去广州闯一闯，于是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做事向来很自信、性情）
到公司，我担任胡姐的秘书，主要负责行政工作，日子也过得轻松自在。一年后，因为公司领导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做事很性情，不想受到影响，便辞职不干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十分感激胡姐给提供的第一份工作。
回到北京后，我玩了一段时间。父母想让我出国留学长长见识，在熟悉的环境下呆久了，我也想出去转转，不想一直呆在父母的羽翼下，想借此沉淀下来。
这时，恰好母亲有个朋友是芬兰人，于是便决定让我去芬兰留学，这样还能有个照应。
回顾之前的这段时光，在家人的庇护下，我过得非常洒脱，做事全凭喜好。在我意识里，凡事都有家人兜底，不需要自己考虑或追求什么，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真正活出了自己，但我很感恩这段日子，让我尝尽了人间温情。
（1997年，我第一次和芬兰摄影师合作拍照）
1996年4月，也就是24岁那年，我只身一人来到了芬兰，从此开启了我的另一段人生之旅。
4月份的芬兰还飘着雪，刚下了飞机，我深吸了一口气，鼻腔里满满的都是松柏的味道。刚走出机场，我就被一股巨大的失落感笼罩了，这里太冷清了。
我的目的地是小镇瓦萨，是芬兰西部的一个沿海城市。芬兰总人口大约540万人，而这里却仅仅有7万人左右。之前我看惯了首都的繁华热闹，再看看瓦萨空落落的街道，巨大的落差感立刻就涌上了心头。
当时，我住在母亲的朋友家，阿姨人很好，这让我在异乡感到了一丝难得的温暖。初来乍到，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语言不通，好在我的英语还可以，即便不会说芬兰语，也能和周围的人进行简单的交流。
（我跟公司同事的合照）
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最让我感到受挫的，不是交流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不同。咱们中国人交流，喜欢说些客套话，但在芬兰，他们做事非常直接。
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到芬兰不久，有一次，我在厨房帮阿姨洗盘子，她说：“你不用做了。”我以为是客套话，就没理会，然后继续洗。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了一句：“你不用做了。”我还是没当回事。没想到，她竟走到我跟前，有些愤怒地嚷道：“你不用做了！”
这一嗓子，可把我吓坏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当地人做事挺高效的，说什么就办什么，干脆利落，但在情感上却很难让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