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里有关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还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系统整理，怕耽误学生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时间太有限，要尽快。
他一开始就问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弃了治疗。住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他难得用将军的威严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间歇，他休息也要坐着，怕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说不要勉强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与其治疗后卧床不起，不如最后还能争点时间。他是闽南人，现在这个劲头，就像196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西出阳关一头扎进戈壁大漠几十年，一样倔强。
同事、学生、朋友、亲人赶到医院看望他，他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即使从闽南山区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他继续吸着氧气按着鼠标。插着管子工作没有效率，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症晚期，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身上抽出过2800多毫升积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严重缺氧，平常的喘气比刚跑完百米赛还剧烈。他从没因疼痛在人前发出一声*，只有当医生凑近问怎么样时，他才说有点儿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上午，他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各种办法下床工作，两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个愿望都不被满足，他终于被放下地。半小时过去，他的手颤得握不住鼠标，也渐渐看不清，几次问女儿眼镜在哪，女儿说，眼镜戴着呢。这时候，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来，怕他听到，还要使劲捂着嘴巴呜呜地哭。
他又接着工作了1小时。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老伴黄建琴紧紧攥着他的手，贴着他的耳边，翻来覆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5月31日20时1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也不会再哀求着起床。他没做完他的工作，这几天他在电脑上列了个提纲敲敲打打，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
医院科室主任张利华，54岁，扑通跪了下来，对着床头说，“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们后人会接着完成。”张利华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这样面对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见到。
得知他的离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94岁的程开甲写来一句话：“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最后一个，他也在病床上哑着声音和基地的司令员说过，算是他的一个要求。司令员听完转身，泪打湿了满脸。
罗布泊边缘的马兰，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也做着隐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马兰花。
这个季节，马兰小院里的草长高了，杏也熟了，正等着他回去。他说过，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
打着赤脚考上浙大，低调的全班第一
1955年，17岁的林俊德，这个福建永春山里的穷孩子，硬是打着赤脚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系。上学的路费是信用社的借贷和学校的补助。因为家里实在贫困，上了5年大学他没回过一次家，读大学的费用全靠政府发放的助学金。
据同年级同学张文斌的回忆，林俊德有着那种“不怕吃苦、努力攻克难关的坚毅品质”。由于家境贫穷，大学期间的林俊德没有多余的钱来买新衣服。因此，当夏天被安排去西湖边喷洒农药除四害的时候，林俊德仅穿着一件背心，光着脚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一走就是两个星期。
1958年，张文斌和林俊德被安排攻克液压马达的难题。当时仅是大三学生的两人，甚至都没有见过液压马达——唯一有的只是一张前苏联液压马达的示意图。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通过反复研究，终于掌握了工作原理，并成功地在三周后制作出了一台液压马达。随后，为了油马达的成功运转，二人又投入到液压试验台的设计和制造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浙大第一台液压试验台出现了，当油马达在试验台上成功运转时，林俊德和张文斌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