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4期，原文标题《有志者事竟成》，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张复
1933年，韬奋与家人摄于上海万宜坊。后排，夫人沈粹缜；中排，次子嘉骝、长子嘉骅、韬奋；前排，幼女嘉骊
一
近期，我又收到今年90高龄的邹嘉骊大姐寄给我的一本新书《我的文字生涯——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这本精装的《文字生涯》由“编*”“叙情篇”“访谈录”三部分组成，书中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这是大姐自己一生梳理编书、真情忆人的一本文集，也以此书纪念父亲韬奋今年125周年诞辰。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确是精品。
最近几年，我陆续收到嘉骊大姐给我寄来的她编辑出版的著作：《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新版《忆韬奋》、《韬奋年谱长编》，每次接到她寄来的书，我都暗自感慨，大姐哪来的精力这些年来出版了这么多作品。粗粗阅读了一遍这本《文字生涯》，才知道她这么多年来编书出书的基本线索。
《我的文字生涯——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
1982年邹大姐受韬奋纪念馆委托，参与《韬奋画传》的文字编写，1984年再受纪念馆特约参加《韬奋手迹》的征集编注工作。熟悉的图片画面、熟悉的文字图解，使她真切地感到知道父亲太少了，从此决定专注父亲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那时她不会用电脑，硬是手工操作，一张一张卡片抄出来。经过努力，1984年7月，《韬奋著译系年目录》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项基础工程。编完《韬奋年谱》后，应父亲生前友好及新老读者的要求，她又编辑了《忆韬奋》一书，书中除了收录抗战胜利后*致母亲沈粹缜的慰问信外，还汇集了宋庆龄、朱德、陈毅、茅盾、胡愈之、郭沫若、郑振铎、夏衍、艾思奇、周建人、吴玉章、徐伯昕、范长江、黄炎培等数十位知名人士从不同角度回忆纪念韬奋的文章。1985年，胡愈之、夏衍、陆定一、巴金、叶圣陶、张仲实等12位前辈发起成立韬奋基金会，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就决定组织编辑出版《韬奋全集》，邹大姐为负责人，经过10年努力，14卷800万字的《韬奋全集》在1995年韬奋100周年诞辰时出版了。接着，又用了10年工夫编辑出版《韬奋年谱长编》。“全集”是韬奋看世界，反映世界；“年谱”是大众看韬奋，评论韬奋。紧接着，邹大姐又编辑出版了《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除了《韬奋全集》有一个编辑团队，其他著作基本上由大姐“一肩挑”，她身体不适时，由她的“小朋友”毛真好、张霞等帮助查找资料。我粗粗算了一下，上述系列图书加起来共有1100万字，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这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她和同伴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仓库里找出发霉的资料，需要从上海、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图书馆找出70多年前的各种报刊或图书资料。由于韬奋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审查，用过十几个笔名，如“灵觉”“因公”“心水”“季之华”“马来”等，都要努力去伪存真地反复考证。
在编书的过程中，邹大姐还解决了韬奋研究中的若干难点问题，例如她写的《徐伯昕“遗言纪要”是韬奋遗嘱的原始版》等文章。
大姐自称“编书匠”，说到常年编书的艰辛和乐趣，她写道：“总之，这是一项细致琐碎的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耐力，踏实的作风，平和的心态，真像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搬运筑巢似的，做成了，其乐无穷。浮躁、急功近利，恐怕很难做成。”
使大家想不到的是邹大姐在“其乐无穷”地查找和追踪无数材料的过程中还多次面临险境，这是因为她常年在身体不佳的状态中完成这些巨量工作。上世纪70年代，她去四川出差组稿染上了乙型肝炎，多年来，肝功能一直不正常，北京、上海的医院都住过。2012年，由于编书超负荷工作，大姐心脏病发作，两次急诊住院，由于她是高龄医生还报了病危。在编辑写作这本《文字生涯》时，2018年她又因面瘫急诊住院，她在病床上写道：“病情稍有好转，脑子又转动起来。在病床上，又在搜索追寻，没有想清楚、没有表述出来的事实。”以至于她干脆用《病床上的追踪和思念》这篇文章作为她一生编书总结的这本《文字生涯》的代后记。
上世纪50年代，宋庆龄（右）与沈粹缜
二
作为女儿，《文字生涯》一书从点点滴滴的琐事中透露出韬奋的另一面，人们知之不多的另一面。
在世人眼里，韬奋是一位一生追求公平正义的战士，是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畏的战士，是新闻出版事业的楷模。他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永远是一位嫉恶如仇、神情严肃的人。其实韬奋还有另一面，十分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他有爱，他有诚挚广大的爱。
韬奋作为家长和父亲，是非常爱家庭、爱孩子的。不论工作多忙，他总要抽点时间和孩子们玩儿。每天晚饭之后，他要逗孩子们玩一阵，才去他的工作室工作，这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一次晚上，嘉骝回家哭泣不止，韬奋一问，知道是因为嘉骝古文背不出来，被老师打。他不但不责怪孩子，反而认为老师没有道理。所以他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去学校给老师提意见，这也和他清明的民主作风有关。
邹大姐还写道：“爸爸在紧张工作之余也有活泼的一面。上世纪30年代，办《生活周刊》时期，逢周日，他会去电影院看一场歌舞片或者喜剧片。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他不仅看了，还在之后的某个场合，仿效卓别林，表演一番，引起大家的欢笑。生活方面他更像一个大孩子，全部靠妈妈，妈妈会理家。”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致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尽快帮助宋庆龄、邹韬奋等人离开香港。由于韬奋目标大，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机要员提出为安全考虑，只能韬奋一人先走，夫人和孩子第二批再走。邹大姐写道：“很多年后，不止一次，我亲耳听妈妈接受记者采访，说到那次分离，她总是哽咽、流泪，原来那是爹妈两人一次单独的对话。房间里只有他们俩，窗外还响着枪炮声，爸爸含泪跪下了，握着妈妈的手说：今后我们能见面最好，不能见，你要带好三个孩子，有困难找共产党。”“战火中的分离，生死未卜，预见不到重逢的希望，那是生离死别啊！有朋友说爸爸坚强，弱点是性格中有伤感的元素。我的理解，再坚强的人，心里也有柔软的一块，那是人的本性。”
1944年6月，韬奋病危时口述了一些话，其中讲到夫人。“夫人沈粹缜与先生结婚21年，情感弥笃，先生常谓彼一生之成就，一半有夫人的贡献。”
韬奋曾说过“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这是他的重要思想。韬奋的这种爱，也表现为他对工作和事业的爱。“竭诚为读者服务”就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想法，这句话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激励着现在的三联人和全国的出版人。体现他诚挚广大的爱，还有他对民族和祖国的爱，800万字的《韬奋全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韬奋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是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人。确实，一个人如果没有对亲人的爱，不食人间烟火，很难想象他有对朋友对同事对人民对祖国的爱，也很难想象他有诚挚广大的爱。
1935年8月，张仲实（左一）与李公朴（左六）、沈粹缜（左四）等去上海码头迎接邹韬奋（左五）回国
1937年初，张仲实去苏州监狱看望“七君子”
三
《文字生涯》一书还有几篇文章记叙了《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这本书编写的经过，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图书。当年，《韬奋年谱》编完了，邹大姐发现其中还有许多关于母亲沈粹缜的史料也值得一写。“许多人说，妈妈一生当了两位名人的好配角，一个是邹韬奋夫人，一个是宋庆龄的助手。”那么，就用宋庆龄给母亲的90多封书信再编一本书吧。
邹韬奋、沈粹缜、宋庆龄，这三个人的关系不能分开。1933年初，由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和韬奋等9人被选为执行委员，由此韬奋和宋庆龄相识。1936年11月，韬奋等“七君子”入狱，宋庆龄带头发起爱国入狱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主持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要增设一个幼儿园，宋庆龄委托沈粹缜任所长，30多年来，宋庆龄和沈粹缜成了挚友乃至“闺密”。
宋庆龄比沈粹缜大8岁，宋却亲切地称沈为“沈大姐”，从宋庆龄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她皮肤瘙痒、腰背疼痛、睡眠不足等琐事都会和“沈大姐”反复絮叨。《别样的家书》出版不久，我去上海出差时曾看望嘉骊大姐，她给我看了一张宋庆龄写于1957年11月15日从莫斯科寄来的明信片。“沈大姐：我已和医生论过小妹的病状，明日我去拿药，我们快回京了，祝你好！”信中所提的“小妹”正是邹嘉骊。我看到写在这张明信片上面的字迹有点潦草，似乎是在匆忙中写的。之后，我查了一下资料，1957年11月，宋庆龄随*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盛典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这张明信片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在繁忙的高层会务活动期间，宋庆龄还会想到“小妹的病”，并且“明日我去拿药”，可见宋庆龄对朋友的真诚、温馨和体贴。
《别样的家书》还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宋庆龄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例如她病危时曾深情地对沈粹缜说：“我想美玲了”；“国内认识美龄的人不多了，如果她来你一定要好好接待她”。宋庆龄是位很重感情、很重亲情的人，她说：“你和家人可以政治观点不一致，但是亲情不能丢。”
由于宋庆龄是国家*，行动多有不便，沈粹缜便成了她托付办某些事宜的合适人选之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宋庆龄嘱托沈粹缜处理16岁即来宋庆龄家工作的李燕娥安葬一事，直至看到沈粹缜送来的李燕娥的安葬仪式的照片，她才放下一桩心事。
四
邹大姐在《文字生涯》一书的“叙情篇”中，收录了母亲沈粹缜怀念*、胡愈之、杜重远的文章，她还写了怀念父亲、母亲、大哥、二哥的文章，以及怀念巴金、胡绳等人的文章。此外，她还写了一篇记叙我父亲张仲实和韬奋友情的文章。文中记叙了1935年流亡海外的韬奋回国不久，即请父亲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记叙了1936年“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父亲多次去狱中探望韬奋等“七君子”，并帮助韬奋在狱中写作的《读书偶译》一书查找资料、看图书清样；记叙了1938年初在武汉，父亲陪同韬奋首次与*会面长谈的情景；也记叙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共写了五篇纪念韬奋的文章，足见韬奋和父亲的情谊。
邹大姐的这篇文章还记叙了1944年韬奋去世后，在延安，*指定我父亲为中共中央拟定唁电，并具体负责治丧筹委会的工作。在有*、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等13人参加的治丧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由我父亲执笔记录整理《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以往关于这件事儿，散见一些回忆文章，却始终没有见过原件真迹。前些年我去上海出差，原韬奋纪念馆馆长林丽成约我喝茶，谈话间，我建议林馆长到北京有关单位查找并复制这份资料，作为韬奋纪念馆的重要馆藏物品。之后，林馆长不负众望去了北京，想方设法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并复制了《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原件。这份70年前的记录稿，是在三块白土布上面用毛笔写的。*在记录稿上补写“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在记录稿上批示“照此办理”。看到记录稿原件上熟悉的父亲毛笔笔迹，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五
1944年6月2日，韬奋病危之际，口述遗嘱，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在一旁记录。其中提到当时年仅14岁的邹嘉骊：“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为慰耳。”这是韬奋对家中最小的孩子，唯一的女儿做的交代。邹大姐说：“父亲的遗言影响了我的一生，既有疼爱又有期待和鼓励。”
有志者事竟成。纵观近代中国文化名人，子承父业、出版大量作品的后人并不多见。嘉骊大姐60多年的文字生涯，早年从书店营业员做起，当过出版社校对、编辑。前30年编辑出版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退休之后，又一个30年，她以有病之躯，含辛茹苦，百折不挠，编辑出版《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忆韬奋》《韬奋全集》《别样的家书》《韬奋年谱长编》等系列著作，皇皇1100万字，为传承韬奋伟大精神，为研讨韬奋不朽事业，大有成就。我想，嘉骊大姐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爸爸，您的事业后继有人。”韬奋会含笑说道：“小妹，你快乐就好。”在一些人看来，嘉骊大姐完全可以在父兄的光环下，穿梭于上层社交圈，轻松优雅地度过一生，可是她几十年来执着地走了一条“清苦文字生涯之路”且成就斐然，她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敬重。
值此《我的文字生涯——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一书出版之际，祝贺嘉骊大姐。生活还在继续，愿大姐保重身体，再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