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邵循正（字心恒，1909-1973）是治中国近代史、蒙元史的学术大家。1926年秋，他与二弟邵循恪一同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大学期间，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诗文和译作，体现出不俗的文学品味和外语能力，又陆续在学术期刊发表有关欧美国际法、社会学以及国际政治学说的多篇译、述作品，反映大学阶段专业学术训练的初步成绩（参详拙文《邵循正先生的几篇佚文（1949年前）》，《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1930年，大学毕业后，邵循正选择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史学部深造，专攻方向则转向了中国近代史。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邵循正1933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学位论文。这篇近二十万字的毕业论文，从追溯中、法、越南关系入手，对晚清中法战争的军事与外交作了系统、深入的研讨，虽然是他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第一部著作，却一鸣惊人，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被选入“清华大学研究院选毕业论文丛刊”并于1935年刊行，成为其成名之作。而邵循正的导师、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1895-1965），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首屈一指的研究专家，也是一位现代史学机构的优秀领导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将《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2000年再版
1929年，蒋廷黻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由南开加盟清华，出任历史学系主任，“一方面继续他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一方面则有意使清华历史系成为全国最充实的历史教学中心”（陈之迈《蒋廷黻先生的志事与平生》）。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之一《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在1931年刊行，“自序”指出：
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自序》）
他认定历史学“纪律”首先在于“注重历史的资料”，尤其“必须从原料下手”，且立志改变此前“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的研究状况，其第一步的工作，就是“用现代历史研究法，将史料选择编整起来”。这样一种由中、西一手文献入手的研究工作，在当时无疑是开拓性的，《辑要》可以说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单方面文件）来编的外交史资料”，后人将此工作与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相提并论，称蒋廷黻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李敖《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蒋廷黻（1895-1965）
入主清华历史系后，蒋廷黻提出明确的治系方针，“清华的历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而且，“除了兼重中外史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学外国语文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按1926年清华学校初设历史学系，首任系主任陆懋德已提出以“宜中西并重以资深造”为治学目标（《筹办历史系计画书》），但蒋廷黻将“兼重外国历史”的认识提升至更高的方法论层次，指出：“第一是外国史的本身有研究的必要，中国现在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了，闭关自守的时期早已过了。第二是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有许多地方可资借镜的。尤其注意‘史学方法’训练，强调‘清华的历史学系一定要学生兼习西史，学到能领会西洋史家大著作的程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每门西史课程就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历史学系的概况》，1931年）。
关于“史系学生应该兼习的课程”，蒋廷黻也强调三点：
第一，外国文字不可忽略。在今日治学而仅能利用本国的文字是绝不足用的。除英文外，同学应于法、德、俄、日各国文学再学一种，这还不算专门文字如满文、蒙文等。第二，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也不可忽略。第三，哲学及思想：知一国、一时代的政治经济而不知其思想等于画龙不点睛。（《各系之组织内容与目的·历史学系》，1932年）
他从引领中国史学潮流的高度来打造清华史学系，直言“中国历史已成一种国际的学术”，“就全国各大学史系论，清华之史学系的新史学的成分最重，将来之成败全恃新史学之代表者能否一方面继承中国旧日的考据贡献，同时大规模的输进西洋的史的观念，二者缺一不可”。此处所谓“新史学”，在传统汉学考据方法之上，尤其强调运用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与方法，认为这才“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蒋廷黻通过“史学与社会科学交融”突破了传统“文史之学”的研究范式，他推行的社会科学化来源于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关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的主张（参看王宪明《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以所受“新史学”及马士的影响为中心》）。他不止一次表达中国史学在“考据”与“综合”两端的失衡现状——
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学在考据方面——审查书本史料方面——确乎有相当的成绩。这种学问是必须的，是我们应该继续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史学在综合方面是很幼稚的。
蒋廷黻希望清华历史系努力的方向“使我国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实际上，至1930年代初，学界已普遍觉察清华史学教研的气象焕然一新，“这个历史系的阵营堪称海内第一”。蒋廷黻本人也相信，若非战争爆发，该系“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据1934年入学的何炳棣（1917-2012）日后总结，“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的学风养成，最大因素即在于蒋氏之主政：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同学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炳棣接着坦白道，“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路的”。依此标准，邵循正或也是“这条大路”的同道中人。他由政治学系顺利转入史学系，师从蒋廷黻，所凭藉的优势，除了外语能力特别突出（兼通英文和法文）外，也在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专业的知识背景，具备不俗的社会科学素养。从早期发表的有关欧美国际法、国际政治、社会学的一系列译、著文章来看，邵循正对西方社会科学前沿知识的吸收、综合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这与蒋廷黻倡导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的取向高度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