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美 toC 消费互联网公司在市值上的不相上下，人们很容易简单归纳出 “中美在 toC 市场上是相近“ 的结论。加之美元基金在投资中国 toC 市场上挣到了大钱，于是这个结论得到了货币化地加强，从而垄断了中国 toC 消费互联网的叙事逻辑。
中国的天下秩序是差序格局，美国的天下秩序是普遍均质格局。乡土社会里讲的是关系和交情，西洋社会里讲的是权利和义务。孔子和耶稣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伦理观。两国人民无论是在文化，信仰，习俗，教育，人均收入，等等方面的差异是极大的。
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在于深刻意识到生产要素市场存在政府的行政干预。所以，toC 消费互联网在中国的商业成功，本质上在于 “生逢其时” 地绕开了或利用了一系列的行政干预。
01
数字经济的 “土地” 私有化与兼并：
全新生产要素（数据）的非国有化
中央政府将生产要素的控制委托给三个主要的代理人: 地方政府负责土地，央企负责战略基础设施，国有大银行负责信贷。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在于脱离了传统的国有基础设施，数据作为自产自销的生产要素，国家无法通过央企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来控制它们。
换一个更好理解的说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互联网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不需要特许经营牌照就可以从事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开采，提炼，运输，加工，和再售卖的行业。这也解释了所谓 “烧钱模式” 的背后逻辑：大量购买生产要素（数据）。互联网行业的扩张、战投、收购，类似于数字经济领域的土地兼并。所以 toC 消费互联网在中国的商业成功，本质上在于完成了对生产要素（数据）的私有化。
随着国家数据局的成立，最后一个非国有化的生产要素 (数据) 也正式进入了国家基础设施序列。针对数据这个生产要素的制度性安排，估计也快来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国有化，一直都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数据也不会例外，所有企业都要学会在这种新常态下去做有序扩张。数据的国有基础设施化，也是当下 AI 浪潮与 10 年前移动互联网浪潮最大的区别。
02
过剩的供给被不足的内需所定价：
制度性的产能过剩催生 toC 消费互联网巨头
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主体地位，这种生产性税基的制度安排，使得地方政府热衷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重生产而轻民生，大力刺激同质化的工业投资，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94 年分税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意外结果是地方政府的企业化。
由于中国人口庞大，带来的内卷化状态，导致劳动力的雇佣价格偏低，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因其不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同时在公共品服务上，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选消费挤压了居民的可选消费。中国长期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偏低，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生产结构中，资本收益占比越来越大，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降低。以上诸多原因共同促成了居民的内需消费不足。
一头是税制制度下的产能过剩，一头是大国原生性的内需不足。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供给多过需求的时候，定价权由需求决定。所以渠道为王、流量为王，在中国是一种内生性的存在。而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加剧了这种需求定价权的集中化。这是中国 toC 消费互联网巨头化的底层原因。
03
互联网数字空间的 “节度使化” ：
当管辖权超越户籍制度的约束
在中国，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得城市规模的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对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是一个没有做大蛋糕的零和博弈。又因为人口不能跨区域自由流动，中国在理论上并不满足组成共同货币区的条件，人民币汇率对于中西部地区是偏高的，对东部地区是偏低的。这就是由户籍制度带来的，中国经济的欧元区化问题。
互联网的数字空间天然突破了户籍制度的约束，释放了线上眼球经济的活力。来自各个地方的人群聚集在线上虚拟空间里，形成了一个 “线上统一大市场”，其所代表的 “注意力生产力率” 逐渐趋同，各个 App 在自己的 “比较优势” 里尽力留住用户时长。于是，资源的线下空间错配，在线上空间得到了缓解，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toC 消费互联网公司对线上流量的运营，形成了一个事实意义上的 “超地方” 管辖能力，这个在古代有一个对标参考，叫节度使。自古以来，行政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就一直是中国执政者无法摆脱的挑战。而节度使的出现，又会让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所以对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更像是一种 “反节度使化”。
04
平台经济的 “无限责任” 与 “分封化” ：
移动互联网与中国体制的高度契合
老百姓心中的政治伦理观是这样的：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获得权力的方式，而在于行使权力的方式，即为百姓的生存和繁荣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市场必须服从国家，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作。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在概念上是嵌入在国家内部的，即体制内市场 — “制内市场”。这就导致了老百姓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元认知，是无限责任的。
在 PC 互联网时代，基于网页的开放生态，接近去中心化的网络原教旨主义状态，PC 互联网还保留了部分 “有限责任” 的黑客精神。当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时，App 之间的独立和割裂性，使得网络进入到了流量和算法官僚主义状态，移动互联网开始呈现出一种 “无限责任” 的分封主义。
在 “无限责任” 的制内市场文化下，无论其身份是消费者，商家，还是企业主，职场人，都非常依赖 “某个平台” 为他们谋求福利，一切需求都要在 “某个平台” 上闭环实现，大家才会用脚投票选择 “某个平台”。而如果 “某个平台” 只是解决大家部分问题，比如降本增效，只承担 “有限责任”，不为大家谋求更广泛的福利和福祉，“某个平台” 一定挣不到大钱。这是在中国 toC 消费互联网大幅超越 toB 企业服务市场的本质原因，即产品-体制-契合度。
05
线上线下服务业的寡头化：
宽马路、疏路网的城市规划推动 “去烟火气”
城市是方便人和人见面的地方，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低交易成本。城市的服务业优势以集聚效应作为支撑，公共服务本身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后工业时代国家 “窄马路、密路网” 的城市规划迎合了服务业的规模效应，使得稠密的 “烟火气” 小店的单位经济模型非常健康。所以在这些国家，互联网想简单颠覆这样的线下业态非常困难。
中国在行政辖区意义上定义的城市不能真正地反映经济城市，更多是一种行政单位，一种相对独立的税收单元。中国在城市规划上选择了 “宽马路、疏路网” 是典型的工业时代特征，生产型社会压过消费型社会。比如，人口密度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把人口从市中心向郊区进行疏解，会导致居住、消费、就业的空间分离，从而增加了人的通勤需求，结果城市变得更加拥堵。
更重要的是，“宽马路、疏路网” 会稀释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社区和街区文化被抑制，使得街边小店的生存环境恶化，大量低技能劳动者从小业主变为配送者，服务业呈现出 “线下中心化、线上寡头化” 的特征。这是中国比美国在 “互联网本地生活” 市场上更大的本质原因。
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会明白看似接近的中美 toC 消费互联网市场，背后透露着怎样的巨大差异，这也是美国互联网巨头在中国折戟的真正原因。中美两国 toC 市场的差别是制度性的，而不是市值相近论下的趋同。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这也是为什么 “统一大市场” 和 “共同富裕” 对于当下的中国这么重要。
在 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在中国 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内需消费，它是一种制度性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