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桶人”三个字，对富士康来说，具有符号化的意义。
在疫情来临之前，“提桶跑路”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年轻人们把铺盖、洗漱用品装进桶里，像候鸟一样涌入旺季时的富士康，又在淡季时离去。那时他们选择很多，世界也很畅通，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提桶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现在，对很多原来的“提桶人”来说，这样的潇洒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他们需要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袭来之后，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发现，跨城市的迁徙正越来越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一些“提桶人”放弃了一年四季往返于各个工厂的高收益，为了求稳，把自己转成了富士康正式工。就连称呼也变了，他们现在管富士康叫做“发财康”，认为这里虽然辛苦，但好歹工资会照常发放。还有很多劳务中介，打出的广告是：“疫情在反弹，工厂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当下最稳定的选择。
文 | 饶桐语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月弥
疫情带来的消失一些东西在富士康消失了。
27岁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林康发现，放在货架上的工件变少了——走到车间的尽头，有一个2米高的5层货架，每一层都摞着透明收纳盒，工人们需要打磨的工件就放在里面，经过他们的加工，这些工件将会成为标准的模具，复制出无数的手机零件。
疫情以来，车间的订单量下滑明显，货架上的收纳盒也总是摆得稀稀拉拉，显得空空的，“真是没活干了”，林康说。他是湖北人，已经在这里待了5.9年（5.9乘以365天）了。每一个富士康工人都习惯把工龄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因为“工龄就是钱”。他现在变得不习惯，因为曾经做不完的工件，突然成为了需要争夺的资源。林康记得，前几年，架子上的收纳盒放得层层叠叠的，速度一慢，工件就多到架子都装不下，又堆满旁边的电脑桌。
没活干儿了，很多工人凑不满工时，气氛变得微妙起来。那些好做的、容易凑满工作时长的工件，成为“香饽饽”，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它。
尽管不习惯，但林康也很快加入到了这场“争夺”当中。为了比所有人都早点儿到，林康把起床闹钟提前了20分钟。7点30分，他第一个抵达车间，第一件事是站到货架前，把好做的全部挑出来，放到自己的工作台。
类似的“消失”也发生在深圳富士康的其他车间。从2016年算起，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来这里6年了。像他一样的广西年轻人，不少都把深圳富士康当成工作的尽头。他发现，这两年，除了稳定供应的口罩，按惯例发到工人们手上的东西都没了——绩效奖金、原本一年一发的工服，甚至洗手液。
洗手液是用来洗掉机油和钨钢粉的。和林康一样，韦大强的工作也需要操作机台，一天活干下来，手全是黑的，只有洗手液才能洗干净。以前，洗手液会批量发放到工人们手里，但现在，洗手液的供应断断续续，韦大强只好用抹布擦手，还要使大劲搓，一周时间，白毛巾就会彻底变成黑毛巾。
▲ 韦大强用来擦手的毛巾，一周就会变成黑色。图 / 受访者提供
毛巾粗糙，搓久了手疼，韦大强和工友们觉得还是洗手液好。于是，再发下来的洗手液，他们都舍不得用完了，偷偷倒出来一些，装进矿泉水瓶子，再藏到自己的柜子里，下班的时候省着倒点儿，搓到泡沫都黑了再洗掉。或者，有胆子大的，会去整层楼尽头公用的卫生间，趁没人的时候，把洗手台上的洗手液偷拿回来用。
在工厂里，洗手液是消耗品，没有人舍得自己花钱买，尤其是在绩效奖金一起消失之后。韦大强记得，今年的4月7号，是固定的富士康发工资日，自己只收到了68元的绩效工资，有一个工友，收到了1元钱，看着银行卡的数额，大家都沉默了。
相较于这些具体的事物，被河南姑娘吴小菲注意到的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她的休息时间消失了。吴小菲在郑州富士康，做的是流水线上最普通的工作，不需要一点创造力。她和3个工友，只需要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下来，用小镊子在手机侧面的定位柱上贴上电池垫片，加固后再放回流水线就好，整个流程不超过30秒。每天，她们可以重复这样的动作7000次。
但正是无数这样的重复枯燥劳动，支撑着iPhone的量产，支撑着富士康，也支撑着郑州。每年，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组装都出自郑州，而郑州GDP的8.7%是靠富士康空港厂区完成（2020年）。但吴小菲不懂这些，她不知道自己流水线上是哪一代产品，也不觉得iPhone有什么伟大的，她觉得自己的国产手机完全够用了。
工作是枯燥的，她的快乐在别处。对吴小菲来说，最快乐的时候只有下班前的半个小时——如果手上的动作足够快，她们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量，然后搬个小板凳，聚坐在车间门口，玩得好的几个人，围在一起喝喝水，聊聊天，等着18点30分一到，准时打卡下班。
但是，疫情改变了流水线的生物钟。每天下午3点，线长走出来，大喊一声，“停线——”，整个车间的流水线就戛然而止，接近300名工人站起来，到楼下排队做核酸。
时间在排队中流逝，生产时长当然也被压缩了，“回去之后，肯定要把这半个小时的量赶回来”，吴小菲再也没办法提前下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虑，如果手稍微慢一点儿，源源不断流出来的手机就会堆积，吴小菲心里开始着急：“我看到堆积了，速度也加快了，但我明明一直在贴、一直在贴，怎么还是做不完？”
吴小菲怀念消失的半个小时。这是宝贵的休息时间，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可以不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五花八门的聊天话题让所有人变得生动起来。谁和家人闹矛盾了，谁周末出去吃烧烤了，还有隔壁那条流水线的男孩，上班的时候摔伤了手臂，手都抬不起来，吴小菲想到了自己正在读大学的弟弟，像姐姐一样叮嘱他：走路不要玩手机。
▲ 郑州富士康厂区内，许多上下班的工人正在看手机。图 / 视觉中国
加不上的班工人们观察到的“消失”，在富士康面前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在全国各地，北到辽宁营口，西至云南昆明，分布着40多个富士康厂区，每个厂区被划分成几栋大楼，又被切分成无数个车间、无数条流水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塞进这些格子。
在这个巨型工厂里，即使工件少了、福利待遇差了、休息时间没了，也没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停下，制度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会了工人们如何成为一台永动机。
最直接的是工资计算方式。在富士康，员工的基本薪资不高，大部分都来自于加班工资。6年前，林康从湖北来到深圳观澜富士康，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基础工资4000多元，扣除五险一金之后，再算上加班加满拿到的3000多元，到手能有接近7000块。对大专毕业的林康来说，这已经是不低的收入，而其中，加班工资占了大头。
没有加班甚至可以变成一种“惩罚”。而今年，由于订单量下滑，车间效益下降，领导们对工时和加班的管理也变得严格起来。林康记得，有个复杂工件，以前做完起码能算5个工时，但这一次，他用电脑一查，上面显示的工时数是1。
疫情冲刷着全国各地的富士康。在7年老员工杨束新眼里，“卡加班”和“卡工时”已经是这两年的常态，“就是想方设法把你给逼走，申请自动离职”。
杨束新在河南济源富士康做机械加工，每天需要操作2台机器，标准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以前，只要有活干，不管产出多少，都会在周末报加班。2020年的时候，变成2台机器一天需要产出16个小时才有资格加班，后来，这个数字慢慢变成20个、23个……到2022年，所要求的工时已经是26个小时。
但杨束新不愿意走。他快30岁了，前两年刚结婚，买了房，有个1岁零2个月的宝宝，每个月要还1500元的房贷。
没有加班之后，基本工资不能再少了，杨束新不敢再回家。他算着，自己已经半年没有见过孩子，结婚之后，杨束新和妻子两地分居，自己在济源，妻子带着孩子在老家村里。只有200公里的路程，也不能随意回家——疫情一开始，富士康就规定，回来就是隔离14天，老家这边又得隔离7天，那就是接近一个月没有收入，“打工的，隔离了，钱也挣不到了，你说你干啥？”
在流水线上贴垫片的河南女孩吴小菲，也是富士康的“提桶人”之一。2020年3月，吴小菲第一次到富士康做临时工，之后的时间里，她保持着每年进3次富士康的频率——返费高的时候进，做满3个月就出来，到今年，吴小菲已经7进7出富士康。
吴小菲觉得，能加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今年3月，深圳富士康因为疫情停摆，一些订单也转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订单一下子变多了，她每天都能加2.5个小时的班，算上返费，一个月能赚上7000多块。
疫情之后，订单更加频繁地在全国各地的富士康中间转移。山西太原厂区的一位“提桶人”张力波说，今年5月，厂区也有一段时间订单增加，是因为河南郑州又遭遇了疫情，订单转移到了他所在的厂区。和吴小菲一样，那段时间，张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资。
显然，疫情难以撼动庞大的富士康，只要让订单在各个厂区流动起来，流水线就可以一直不停摆。但身处其中的富士康工人们，是没有选择权的，他们更多的，是独自摇摆在加班、不加班，极端的忙碌，或者突如其来的停工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