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岁女人上夜班能熬住吗,五十多岁的女人上夜班会怎样

首页 > 健康 > 作者:YD1662022-11-20 19:18:54

▲ 图 / 视觉中国

“提桶人”变成长期工

7进7出富士康的“提桶人”吴小菲,已经记不清自己每一次的工作内容。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再进富士康,也不会有任何困难——每一次的工作都很容易。比如贴电池垫片,刚开始时,别人一天贴1000个,吴小菲也能贴上600个,只需要一天时间,吴小菲就可以熟练得看不出是新手。

但简单和枯燥,几乎是一对同义词。人的身体是强大的——贴垫片贴久了,吴小菲的眼睛能适应看很小的东西,长时间盯着定位柱也不会眼花。更难调节的是精神,吴小菲还是用了“压抑”两个字来形容在车间的感觉,因为“看不到外面的天”,每个人都长得一样:一样的口罩,一样的白色静电衣,唯一的一点色彩是线长,他们穿的静电衣是蓝色。

也正因为如此,吴小菲更适应富士康临时工的节奏,她的丈夫陈伟也在富士康,这3年,夫妻两人一起进富士康,在厂里干3个月就出来,做1个月零工调节一下。陈伟会开车,就去跑滴滴,或者看哪里需要日结司机,吴小菲则去做电话销售,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上班可以随身带手机,也没什么规矩”。这1个月也是属于夫妻二人的休息时间,陈伟跑滴滴的收入,比富士康少,1个月4000块,但会感觉“舒服、自由一点”。

但疫情还是缩小了夫妻二人的选择余地。去年5月,吴小菲和陈伟结束了又一个工期,然而,所有的餐馆、KTV、电影院都关门了,哪里都不需要用工,陈伟不得不又续了3个月的工期。6个月结束,一个选择摆在夫妻二人面前:在富士康,临时工最多只能做6个月,到期之后,要么转正成为正式工,要么离职。

此时的城市里,很多街道、商场封控起来,哪哪都找不到工作,坐滴滴的人也变少了。无处可去的吴小菲和陈伟,思来想去,“还是得稳定一点”,两个人坐在床上商量,决定让陈伟转正做正式工,吴小菲身体差些,要一直在富士康工作的话,怕吃不消,就还做临时工,这样,家里起码能有一份稳定收入来源。

到现在,陈伟已经在富士康待了一年多了,吴小菲还是心疼——郑州的疫情管控没有放松,厂区每天都要查核酸检测报告,但陈伟上着夜班,下班的时候是早上7点,他要在外面等着,直到做核酸检测点开始上班了,再做完核酸、回来休息。有的时候,8点就能做完,有时候人多,要排队到10点多。

四十五岁女人上夜班能熬住吗,五十多岁的女人上夜班会怎样(5)

▲ 富士康厂区内,工人正在排队进行核酸检测。图 / 人民视觉

做了正式工,就没有返费了,“全靠加班”,陈伟每天都希望加班能多些,工资能高一点,而上夜班,会有8块钱的夜宵津贴,1个月下来,工资会多 100 来块。

显然,在工人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离开富士康的,他们需要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袭来之后。有很多富士康工人,过着疫情时代的流水线生活,他们把富士康叫做“发财康”,认为这里虽然辛苦,但好歹工资会照例发放。还有很多中介,打出的广告是,“疫情在反弹,工厂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当下最稳定的选择。

那个山西太原的临时工张力波,就有这样的想法。

张力波已经37岁了,疫情这3年,他进了3回富士康。之前,他是厨师,在各大餐馆里辗转,有次感冒之后,突然就粉尘过敏了,再也碰不了面粉,厨师生涯宣告结束。除了做菜,啥也不会,张力波就进了工厂,“那里工作简单,什么都好学”,今年这一回,他在流水线上负责测试手机——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下来,放上架子,把线插上。

张力波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疫情以后,很多餐馆都*了,他听说,很多之前的厨师同行,都失业了,反倒是自己,还找到了富士康这条路。今年4月,山西疫情加重,张力波在家里隔离了半个月,他说,这期间,富士康还发了800块基础工资,“算可以了”。

唯一的不舒服是上夜班,他年级大了,车间里都是比他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的小孩,一趟夜班上下来,“特别困”。但是,有夜班,还是会去上。张力波甚至觉得自己年纪大,算点儿优势,因为车间工作枯燥,年轻的工人们贪玩,干几个小时就没耐心了,想早早下班,但自己不会,“我这个年龄段,什么都能熬住”,因为“就主要想挣钱”。

这群离不开富士康的人,都有不大不小的经济压力,也对某种程度的稳定有要求。张力波去年刚买了房,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再租房不太好了,狠狠心,买了一套40万的二手房,找亲戚借了16万。今年,房价降了点,妻子老唠叨,不该急着买,算下来,要是现在再买,又能便宜3万块。

张力波的妻子,也打零工,在物业公司里做保洁员。买房的时候,夫妻二人唯一的考虑就是“坚决不能找银行贷款买房”,两个人都担心,如果疫情一来,生产停止了,家里就彻底断了收入来源,没法还上。

安全的富士康,带来了稳定,也带来了屏蔽外界的隔膜。相较于临时工们,这种情绪,在正式工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去年5月,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试图离开富士康,重新找工作,他想换个“工作环境好点的”,或者“不用上夜班的”。韦大强面试了好几家,2家过了,但进程都终结在突然到来的疫情里,“哪里都时不时就冒出2个病例,再不敢出门了”。躺在宿舍床上,犹豫了一阵子,韦大强还是觉得富士康好,工资虽然不会加,但也不会降,“比较安逸”。

有的时候,富士康是“收容所”,收纳了那些在疫情中无处可去的人;也有很多时候,富士康削去了工人们走向外界的勇气,把他们变成了无处可去的人。

选择鱼缸还是河流

加入“货架争夺战”的林康,陷入了一种职业焦虑。

他有无法忍受的时刻。去年9月,林康有个工件做得不太好,快下班了,就打算放到第二天处理。结果,线长生气了,问为什么不加班处理完再走。林康也火了,顶撞了几句——这是他这些年来,第一次反抗线长,在这之前,“没有反驳过什么东西,反正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呗”。

四十五岁女人上夜班能熬住吗,五十多岁的女人上夜班会怎样(6)

▲ 林康所在的车间,穿过车间就是货架。图 / 受访者提供

再然后,今年4月,一个无班可加的周六,林康走出园区,去参加了一个短视频公司的面试,面试岗位是小游戏编导,并且面试成功。很快,他提出离职。在此之前,林康不敢出去找工作、投简历,觉得“外面的世界特别可怕”,自己也一定处理不了富士康以外的问题。

显然,对于林康个人而言,他对富士康的职位依赖程度正在降低。他像一条从鱼缸挣扎跳进河流的鱼,但这样的人是少数。来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汪和建,在研究富士康员工的不同“保护性行动”时,假设了几个选择:离职、忠诚(驯服、责任)、呼吁(申诉、抗议)等等。而影响因素是工人的职位依赖强度,和组织能否改善的预期。如果工人不再依赖这个岗位,则会选择离职。反之,则会选择留下。

事实上,一线工人们很容易在日复一日地工作中,产生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不仅林康,韦大强、杨束新也都在说,他们没办法离开富士康了,而他们的工作年限都在5年以上。

还有另外一位在富士康待了10年的员工,已经见过了太多的“提桶人”,反而变得安于现状。面对疫情和裁员的议题,他变得敏感、尖锐,甚至不断贬低自己,反复问我:“我拿2000来块钱的工资,每个月该吃该喝,我关心这些有用吗?”至于是否担心疫情会影响自己之后的工作,他的回答是:“要学历没学历,要能力没能力,又那么懒,在富士康起码还有2000多块,还想往哪里跑?越跑越穷啦。”

一份“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出示的报告显示,只有三成工人的工作时长会超过一年。汪和建对这个数据的理解是,1年工龄以内的工人,退出成本低,也难以看到企业改善的期望,就会选择离职。但随着时间推移,付出越多,依赖程度也会加剧。

在如今的富士康,无处可去的提桶人,正在逐渐变得依赖富士康。

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康那么幸运。去年曾经找工作、又被疫情横插一脚的韦大强,已经彻底放弃了辞职——这是他最后一次迈出富士康的尝试。韦大强说,他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在当初刚进富士康的时候出去找工作”。如果再让自己选择一次,他会学点东西,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而这,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工作意义。

杨束新用“晕晕腾腾”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现在,他还是和妻儿两地分居,唯一的沟通时间是晚上的视频聊天。6月1日,是儿童节,前几天的时候,妻子说了好几遍,儿子喜欢玩积木,他也答应了要买来作为儿童节礼物,结果事情在脑子里转了几圈,还是忘了。杨束新反复自省:“天天过得晕晕腾腾的,我这个当爹的不称职啊!”

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去纠结。订单少了,工资降了,厂区会不会*?自己要不要辞职?刚在济源买了房,就在富士康厂区附近,如果没了工作,是不是得把房子也处理了?要不要南下去打工?打工的话,孩子是跟着自己还是待在老家?

待在富士康,这些问题就暂时都不存在了。

四十五岁女人上夜班能熬住吗,五十多岁的女人上夜班会怎样(7)

▲ 深圳富士康,一位工人在宿舍发呆。图 / 视觉中国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侵权必究

上一页12末页

栏目热文

文档排行

本站推荐

Copyright © 2018 - 2021 www.yd166.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