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边境看中国，或许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
象山县南田岛，是宁波市域内最大的岛屿。从岛的最北侧渡轮码头上岛坐车，需要40分钟才能纵贯到达岛的最南端。我们爬上半山腰到了当地的一座娘娘庙，庙门面对着的便是一望无际的东海。在门口不起眼的地方，竖立着一块短小粗糙的石碑，仔细看，这块碑从中间断过，又被重新接上，由于没有保护，这块长方体石碑已经快被海风侵蚀得变成圆柱体了。上面刻着几个字，被后人歪歪斜斜地描红：“金漆门一带各县，奉旨永远封禁”。
我在惊奇之余，不免将它与曾经见过的内陆界碑对比，同样是历史界碑，内陆传统边境上的界碑是高大方正，配有碑亭，保存完好，而在东南沿海，这类界碑却以一种近乎被人遗忘的方式存在着。
对于历史边城的好奇，就是我们这个专题的源起。十年前，学者葛兆光曾提出“从周边看中国”，而今，我们也希望能以记者的工作方式，再次从边地来看中国。何为边地？何为边城？在讨论这个专题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地理学者胡恒建议我们在更加多重的视野下来看待其界定。他说，中心与边缘一定是建立在某种参照系之上的，当参照系发生了变化，则边城所指也将随之改变。“中心与边城的角色，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认定，它更代表了某种价值评判，当标准转换之后，中心与边缘便有易位的可能。海洋与陆地之间如此，草原与农耕均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与其说是统治秩序的没落与重建的循环，不如说是中心与边缘交替上演的连续剧”。
在这样的思考角度之下，我们第一辑关于边地的主题，首先选取以东南沿海四个海岛与古港——六横、南澳、洞头、月港——为踏访路线，来进入我们对于中心与边缘的历史行走。
与欧洲不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将大海视作外域之地，因此中国古代边城其实不止陆地一侧，在东南沿海也存在诸多海疆边地。自明初开始，政府便实施了“片板不许下海”的严格禁海令，以“悬居海岛，易生寇盗”为由，严禁百姓从事海外贸易，东南沿海大量居民被迁徙至内陆，出现了大量荒岛。
然而历史往往存在一种反差，这些东南沿海的边地海岛虽然处于中国大陆的地理边缘，当全球大航海时代开启，却又因与世界海洋网络连接而加入过世界贸易的中心版图。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西欧国家为了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线，开始了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如主笔薛巍在他文章中介绍，先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指挥其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探索新航路；其后，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达·伽马率领探险船队首航印度；麦哲伦横渡太平洋，完成环球航行，这些活动范围广，改变了世界局势，西方人称为大发现时代、探险时代，日本学者称之为大航海时代。由此，被封禁的东南边地海岛成了全球性自由贸易在中国的最初土壤。我们选取的四个岛屿，某种意义上，基本完整串联了这样一条时间线索——
1540年前后，葡萄牙人在史料记载中不断出现的“双屿港”建立固定居所，居住1200名葡萄牙人。“城镇上，除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还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视官、巡夜官、收税官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有两所医院，一所仁慈堂。通常人们说，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曾这样描述。双屿港成为葡萄牙与日本贸易的中转地，也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中心，很多当地中国人也参与到贸易之中。
1548年，双屿港被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率领的军队填灭，部分海上集团、葡萄牙海商南下广东，主要转向珠江口。广东汕头南澳岛也是其目的地，私人海商聚集，直到1575年南澳岛首设总镇府。
两年后，剿灭双屿港的朱纨继续前往福建整治当地沿海，由于双屿港的覆灭牵动了太多地方利益，加之他前往福建后，再度引起当地不满，谗言御状一直告到了皇宫，朱纨最终在福建任上下狱，在压力下自*，这件事成为之后漳州月港开放的一个契机。1567年，“隆庆开关”，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漳州月港盛于1573年至1619年，明朝出现开放的局面。
1684年，清政府真正解除明初以来的“迁海”政策，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1726年至1730年，浙江玉环岛复垦，清政府在岛上首次以经济开发为由设置玉环海岛厅，中国东南沿海才逐步开放。
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四位记者分头走访了这四座岛屿、古港。我去了舟山六横岛，希望从不同层面的讲述中，寻找隐没于现实世界，却曾是16世纪亚洲最大自由贸易港的“双屿港”的踪影。我的同事陈璐走访了福建漳州月港，此地在西方世界的记载里是与双屿港齐名的国际海洋贸易中心，闽南海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明后期的开关，是明朝廷正式给予私人海洋贸易以合法位置。卡生前往广东汕头南澳，南澳岛是明代的海商冲破当时政府海禁的庇护地，也是东西洋私人海商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肖楚舟则从台州玉环到温州洞头，这片海域上的所有岛屿都曾统一归清朝玉环厅管理，在这些海岛上的开垦则成为农业开发样本，如今三百年过去了，岛屿与陆地的关系已经被现代交通彻底改变。
在全球大航海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东南沿海私人海洋贸易的兴与灭，海岛的开与关，民间社会海商与海盗身份混杂，而致出现的“海盗商人”这种特殊群体。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认为，由于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大量中国沿海居民由商、民转为寇、盗，在当时，海商和海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经常在相互转换着的，正如明朝户部尚书谢杰所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只有回到时间与地理空间之中，才能真正走进并理解这一段历史。这些海岛，偏远、外向、流动性强，没有被纳入“编户齐民”的人来到因迁弃、封禁而不受官府管辖之地，形成了一种海岛社会形态。岛民依赖交换和市场，由此形成了中国东部沿海长达数千公里的贸易地带。与此同时的外部世界，是从1511年葡萄牙占领满剌加开始，欧洲人逐步与中国开始了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这些海岛居民，也成了第一批接触到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人。以中原视角来看海岛是边地，在海洋贸易甚而历史整体发展中却能扮演重要角色。
直至今日，踏上这些海岛，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与内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岛流动的历史，体现出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下内生的生机和活力。
现在回想起来，在六横岛的几天里，给我感觉最像双屿港的地方，是岛北端的龙山村。这里本身就是学界对古港的推测地之一，而今则是一处大型修船港口，船坞林立，全世界各地的大型轮船会在这座港口停靠，通常一停就是一两周。当地人告诉我，上岸的外国船员分几种，“大老外会在这条街上喝洋酒，小老外没那么多钱，就只能打车去镇上吃肯德基”。龙山主街不到百米长，几乎每家餐馆、酒吧的招牌都是用英语写的，“圣托里尼”“雅典卫城”“马尼拉迪菲苏利亚市场”，纵横四海。每天到了晚上，就会看到一桌俄罗斯人围在一起吃东北烧烤，或者一群印度人在吃福建菜。置身在那样的生机与活力之中，会产生一种过去几年如此遥远的错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