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而从”出自论语，论语作为方法论具体指导我们实践和生活已经两千年了，我们做人做事无不拿《论语》为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
但《论语》以及它的奠基人、传承人们在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同时，也把中国人的思维带到了一个“二元论”的结果里。衡量人与事的标准就是“君子与小人”、“善与恶”，远小人而近君子，弃恶从善，成为我们一切的正确的行为准则。现实中果真是这样的吗？
孔子作为儒家圣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和成就却是《周易》的第三代先人，他为《周易》撰写了《系辞》，解读了《卦辞》和《爻词》，同样也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思维习惯。所以我觉得，孔子之所以在儒家传承里弘扬“二元论”，是想对周易文化的一个以偏概全的修正，要不然国人的思维太活跃了，反复易变，还咋说都有理，太不好教导与管理了。作为入世的学说，简单而可操作性强，是最为关键的，所以儒家圣人们就干脆以“二元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其实在现实中除了善恶、君子与小人之外，还存在着很大的中间灰色地带的，这个灰色地带才是构成社会的主体。君子，也就是绝对的好人是有的，但那是极个别；小人，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蛋，也是有的，但也是极个别。绝大多数人都是这灰色地带中不好也不坏的人，时不时的做些好事，但偶尔也做些坏事。正如道德是按照那些君子的标准制定的，然后用来约束那些不好不坏的人；而法律，则是用来约束制裁那些坏人的。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取决于那些君子与小人，而是中间人。那些好人就是好人，即便是做鬼了也是个好鬼，不用担心他们会变坏；而小人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不用担心，他们的比例太小了，对社会并不构成影响。这庞大的中间人，才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其中向善的人多些，社会文明程度就高一些，反之则相反。“择善而从之”的意义就在这里，不要期盼坏人能变好，只希望那些不好不坏的人中，善的成分再更多些，群体再大些，这个社会就会美好起来。
正如佛家一个理论，扬善，并不能灭除所有的恶，只是让社会上“善”的光芒再强烈些，以掩盖“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