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时屯新野，徐庶见,器之。谓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许多人根据这段话认为，刘备是从新野出发三顾茅庐。其实这是天大的谬误。因为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时屯新野，徐庶见。”也就是说《三国志》只明确，刘备在新野时，徐庶来投靠。古代记录历史，对一些不重要的情景，往往会简略掉，《三国志》尤其如此。所以，这段话并不表明，徐庶一见到刘备就马上向其推荐了诸葛亮，更不能表明刘备一定就是从新野出发三顾茅庐。
其实，三国时期的史料就证明了三顾茅庐的起点不是新野。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
对这段记载，后人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亮乃北行见备”，认为与诸葛亮自述不符而否定。但是都忽略了“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
要知道《魏略》编撰者鱼豢，不是三顾茅庐的当事人，对“亮乃北行见备”记录有误情有可原。但他是魏国郎中，是帝王的侍从、参谋，对于敌我双方的对峙态势这类公开信息，必然会掌握最准确的一手记录材料。《魏略》作为那个时代的“当代人编撰的当代史”，对这一点的记载绝对不会有错误。
也就是说“曹公方定河北时”，刘备是在樊城，不在新野。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卽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建安十二年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郡楼将其名王来贺。十三年春正月，（曹操）公还邺......”
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孙康斩袁尚和袁熙，河北问题基本解决；建安十二年十一月，曹操巡视上郡和代郡稳定边境；建安十三年一月回师邺城。
可见“曹公方定河北”，就是指“公孙康斩袁尚和袁熙”的建安十二年的九月份。也就是在建安十二年九月开始，刘备就已屯樊城不在新野。
据史料记载，建安初，曹操把宛城张绣赶到穰城，控制了宛城后，就一直以宛城为基地在南阳北部用兵。但自建安三年，曹操从宛城出发讨吕布后，曹操的军事重心就一直放在北方地区，在南阳方面以宛城、叶县等城池为据点采取守势。建安六年，刘备到荆州后，刘表乘曹操对付河北袁绍无法南顾的机会，命令刘备在白河以东，北侵至叶县，并在博望击败曹操追兵，自己在白河以西，从穰城进兵打到宛城西北的西鄂。但在建安七年袁绍死后，刘表不敢再向北用兵，加上刘表老迈疾病缠身，再无进取之心。
《三国志•先主传》引“九州春秋曰：备住荆州数年，尝於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建安七年后，刘表再无向北用兵，刘备都伤感自已身长赘肉。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汉晋春秋曰：曹公自柳城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
到了“曹公自柳城还”，即建安十二年九月，曹公方定河北，刘表也知道失去重大机会，曹操再无北方之忧，必然会一心一意平定南方。在此背景下，荆州方面进一步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巩固汉江防线就成为必然。刘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屯新野，后撤到屯樊城就情有可原。
我们看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描述了当时的形势，即“荆州北据汉沔”。也就是说当时的荆州的防线在汉江，证明刘备三顾茅庐时在樊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即然刘备三顾茅庐时在樊城，那么三顾地就绝对不是两百里外的宛城，只能是一江之隔的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