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盛宣怀
不过盛宣怀一点儿也不冤。
唐廷枢之前受聘英国怡和洋行，把航运线路从上海做到了福州和马尼拉，徐润则出身宝顺洋行，开辟了上海到横滨、长崎的远洋航线，轮船招商局主打航运生意，请这两位大神，简直太合适了。
事实证明，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能力绝不逊于那些老洋行。
当时长江航运的“双寡头”——旗昌洋行和太古洋行，很快就被招商局抢了蛋糕，后因经营不善，太古的股票，100两面值已经跌到了56两，几乎腰斩；旗昌的股票，100两跌到70两，跌了30%。
后来旗昌干不下去了，干脆把航运业务以220万两，卖给了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旧址
招商局当时总资产才75万两，闪转腾挪玩了一出“小鱼吃大鱼”，放到今天，也是相当精彩的企业并购案。
并购之后，唐廷枢还从竞争对手太古那里，挖来了管理层核心、著名买办郑观应，之后又和太古签订“齐价合同”，双寡头联手，垄断了长江航运市场。
那段时间，招商局利润连年大涨，正是黄金岁月。
但是郑观应过来入职之前，提出了著名的“郑观应之问”，却成为招商局，也是一百多年来，所有的民营企业，头顶上的一丝乌云。
郑观应是这样考虑的——
第一，所谓“官督商办”，最终决定权还是归“上边”，那么将来会不会有变故？能不能像外资公司那样，遵守契约精神，保护私有财产？
第二，招商局的“后台”是李鸿章，“官督商办”就是他提出来，自己当然不会违背，但如果有一天李鸿章失势，后来者不问是非，随意插手公司事务，该怎么办？
郑观应
唐、徐两位职业经理人，按照商业逻辑，简单粗暴的回答了“郑观应之问”，那就是：国退民进，干脆将企业全面民营化。
1882年，唐、徐、郑三位职业经理人，联名给李鸿章打报告，提出把公司里的国资股份，按年返还、逐渐清零，给公司改制成纯民企。
要不怎么说，这“喝洋墨水”的人，不了解“中国特色”呢？
你说李中堂为啥费劲巴拉，要办航运公司？
就是保护南粮北调的漕运安全，防止大清朝被洋人“卡脖子”吗。
招商局的第一桶金，又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国家每年划拨40万石的江浙漕粮运输指标，给招商局专营吗？
没有国家计划支持，你怎么在长江上和各大洋行PK？
说什么“股份制”？
孙猴子根本就没出“国有专营”的手掌心。
谁翅膀硬了，想要单飞，“国资办”有的是手段办你。
既然是“官督商办”，招商局的关防印章，都在那些“督办”官员手里攥着呢，盖章审批的时候，处处为难一下那些洋买办，自然手到擒来。
到1884年，“常务副总裁”徐润挪用招商局公款，在上海滩炒房，被盛宣怀告发，徐润因此被公司罢免了。
讽刺的是，徐润本身也是招商局的*，有大把的股权，还有每年的分红，按公司章程，这些资产本来就该是人家*的，和挪用公款是两码事，而且价值也超过挪用款的几倍。
但是不行，官方施压，给了徐润一个净身出户，一个大子儿也不能从公司拿走，还要逼着他变卖房产，还了欠债。
第二年，唐廷枢也被排挤走了。
此后一百多年，这类情景反复重演。
于是，李中堂的“自己人”、公司三把手盛宣怀上位，同时兼任督办和总办，大致上说，既是监事会主席，又是公司总裁，自己监督自己。他还逼迫其他私人*撤股，原本的“民营化”，反倒成了“国进民退”。
这是“郑观应之问”的第一次应验，官僚主义战胜了企业家精神，所以后世学者评价说，这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