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人比对妻儿好，1948年写出《暴风骤雨》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周立波是不太称职的。甚至有人说，他在婚姻方面，和那个姓郭的，有的一拼。例如，有一次在上海得到稿费600块，他只寄给老家的妻子20块。
周立波是湖南省益阳县（今赫山区）人，由本家叔叔周扬（建国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带着，来到上海找出路。第一次去，灰头灰脸回来了；第二次去，揣着“刑满释放证”回来了（后有详述）；直到第三次去上海，人生才整出点眉目来，迎来了文学生涯上第一次的辉煌。
原来，这次，俩人开始译外国小说，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周扬翻译的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上卷，至今还是中国有分量的译本。有些句子大家耳熟能详，比方这一句：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
周立波翻译的是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更是意译的成功范本。当时鼎鼎有名的郭沫若也译了这本书。郭沫若看了周立波的译本后，说：“比我的译得好，”就把自己的译作放弃了。
叫好又叫座，稿费当然不菲。《安娜・卡列宁娜》的稿费是大洋700块，《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稿费是大洋600块。
当时一块大洋可买两担米，保姆月薪三四块大洋，教授也只有二三百元。当时的教员在北大图书馆干活，月薪才8块。这600块大洋稿费的购买力可想而知。但周立波这600大洋很快就霍霍光了。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当时沦落上海的文艺青年很多，经济状况大多不好，周立波的手极松，对任何人都愿意帮一把。有一次出版社送来一大批钱，就堆在桌子上，来了朋友一人抓一把去花，直到拿完为止。还有一个重要的花钱处就是资助、营救坐牢的人。
到这些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周立波才想起了家乡的父母妻儿，便寄了20块大洋回家。”
收到三儿子的第一次汇款，父亲周仙悌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在账本上记下:“今收到凤悟（周立波的字）大洋二十大元正。”
周仙悌是不知道啊，他三儿子一次性进账600大洋啊！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立波对自己的文学事业看得极重，似乎生命中一切都可以放弃，惟独事业不能放弃，但对于文学事业带给他的财富从不放在心上。他的钱来来去去多半是为了理想和朋友，但也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对自己的家人儿女也无心照顾。”
周立波 姚芷青
三进上海周立波从小家境富裕，原配姚芷zhǐ青，是其父亲周仙悌前妻弟弟的大女儿，虽然是父亲周仙悌给定的亲，但姚芷青眉清目秀、身材苗条，又在学校读过书，“知书达理，勤快能干”。周立波对这段婚姻并无异议，两人最初的感情称得上如胶似漆。否则，周立波也不会在经历上海市的繁华之后还与姚芷青生儿育女。
上海生活增长了他的见识，让他产生了靠一支笔生存的信心，但它也实实在在毁了周立波的婚姻。周立波对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始终漫不经心，姚芷青生第一个孩子，他不在身边，也未作过什么安排。姚芷青生了孩子后，他只给家里寄过刚才所说的20块大洋，从此再也没有尽过什么义务，尽管他也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稿酬丰厚。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凡是享受过芷青照顾的人都不会忘记她的无微不至，她对丈夫儿孙都是放任而毫无约末到溺爱的地步。她又极能干，可以包揽所有的家事而不知疲倦。”
周立波对自己的亲友也多有关照。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的工资是文艺一级，月薪300多元，（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周立波交代单位的会计，按他开列的名单，每月这个15元、那个20元，象发工资一样寄出去，一发就是几十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频仍，文化人要将一家老小照顾周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时候，文化人往往陷入这样一种矛盾：想照顾家人，只能呆在经济落后、信息不通的乡下；想出外发展，又很难对家庭承担实质性的责任。周立波当时也是这种情形。
不过，从根本上说，它与周立波内心深处的男性本位思想也不无关系。前面说过，周立波在上海期间收入不菲，假若原配在他心中的位置稍稍重一些，多寄点钱回家是毫无问题的。再说，不要讲姚芷青也算是个知识妇女，即使只是一个目无识丁的老村妇，男人另娶时也要有个交代，对前面妻子的生活作出安排。但周立波没有这样做，而且一辈子没对姚芷青说过一声“对不起”。
上文说过，周立波曾2次去上海，都没“成功”，只能再回到村里。每一次再去上海，还是原配靠织湘绣挣的辛苦钱当路费的，有一次还把订婚金戒指送给了丈夫当路费。
第一次去上海：1928年，结婚不久的周立波跟随周扬到了上海，在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由于经常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遂回故乡。
第二次去上海：1931年，应周扬之邀再到上海，一边在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一边搞翻译。他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被捕房搜查到左倾书籍，再次被捕，获刑两年半，后遇大赦改为20个月，之后被送往苏州反省院，经铺保获释。
1935年，周立波第三次去上海（此前他叫周绍仪译），以“立波”为笔名，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才大获成功。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凤悟。立波，是“liberty”（自由）路的音译。
第一次到上海期间，以“小妮”的女性笔名给报纸副刊投稿，文章寄出后，他“天天追着报纸看发表没有，果然，没有多久就在报上发表了，他非常高兴，但并没有想到还可以有稿费拿。当报社通知他去领稿费时，周立波没有放在心上，也懒得去领，指使刘姓表弟去。刘表弟不干，周立波就许他，取到的稿费全归他，刘表弟这才前往领取稿费。
刘表弟领到稿费大吃一惊，稿费竟有4个大洋之多。刘表弟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各种平时想吃而不得的吃食，吃到肚子痛，也只花了一个多大洋。回家他交出两个多大洋，周立波把这笔意外之财全部拿出来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周立波第二次去上海，走后不久，大儿子出生，取名路易（有法国文学的味道）；第三次去上海，走后不久，二儿子出生，取名叫雅可（变成苏联文学的味道了）。
兄弟俩日后笑谈：我俩不必叫什么路易、雅可，直接叫“牢前”、“牢后”就好。两兄弟相差四岁，一个生于周立波坐牢前，一个生于周立波坐牢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才子加愤青”周立波，照片背后写着“送给芷青”。（唉唉，写到这，我很难过）
在延安在延安，周扬与周立波同在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副院长，周立波文学系教师，两人都在鲁艺开课。
1940年鲁艺举办部队文艺干部训练班，其中的世界名著选读课由周立波讲授。
周立波的讲课被当年的鲁艺师生誉为“丰富的精神‘美餐’”，为这个偏僻的古城点燃了世界文学之光。在他的引导和培育下，文学系后来走出了诸如贺敬之、穆青等一大批文学家、评论家。周立波在讲课前通常会让同学们先读作品，然后开会讨论，最后由他来讲课。有次在文学系的小院上课的时候，他穿过同学们随意散坐的凳子走到院子中间坐下准备讲课，忽然低头发现自己穿的草鞋不够整洁，并且和并排同学伸出的脚相比，大出许多，显得太突兀了。于是，他敏捷地把两只大脚抽回去，不好意思的轻笑，还赶紧用一卷写得密密麻麻的讲义遮住嘴巴，同学们受到感应也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立波优雅的举止和腼腆、害羞的性格，很受鲁艺同学们喜欢。同时，他的课又讲得非常好，不但条理清晰，细致入微，而且语言生动，娓娓动听。
由此，17岁的女学生林蓝爱上了他，他们很快结婚了。
周立波完全忘了在老家益阳，还有一个原配姚芷青和路易、雅可两个儿子。
周立波在给鲁艺学员讲授世界名著选读课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就离开鲁艺，到《解放日报》担任编辑，并制订了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暴风骤雨》。
但没等他写出《暴风骤雨》，自己就先遭受了一场暴风骤雨。他的新婚妻子林兰，出身于富裕家庭，她怀上周立波的孩子后，因延安生活条件太差，就回河北老家养了一阵子。因她的父亲是大地主（家里有武装家丁），又是国民党县长和“国大”代表，等她再回到延安，就被看成有“特务嫌疑”而被关押了。
这时，周立波向上级报告说自己的一份文件不见了，这又加重了林兰的“特嫌”。不久，周立波找到了丢失的文件，林兰并没有偷。
据说，有一天周立波正在河边散步，正巧遇到两个战士押着林兰走来，林兰拉住周立波的衣角哭道：“怎么办呢？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周立波拨开她的手，正色道：“你好好服从组织的调查吧。”转身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