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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在山东省立一中学习期间，邓恩铭受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和启迪。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邓恩铭等一批进步青年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扩大进步阵地，1920年秋，邓恩铭与省立一师学生王尽美，在济南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刊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
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邓恩铭是小组负责人之一。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为济南中共党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大会上，年仅20岁的邓恩铭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会后，他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支部，任支部委员，并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中共青岛市委*。
作为青岛革命的拓荒人。邓恩铭在青岛开展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一人在战斗。1923年10月他在写给刘仁静的信中说：“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当时的青岛，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间大肆进行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治、民族意识比较淡薄。“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除此之外，经费不足也是一大难题，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前后写有31封信函，其中18封提到经济问题，12封要求速寄经费。另外，在青岛，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政治环境尤其严酷，在这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还面临帝国主义的干涉。
尽管困难重重，但邓恩铭毫不畏惧，总是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敏锐地分析种种有利因素，把危机化为动力，把困难变为条件。1924年3月18日，他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他认为四方机厂工人受压迫深，觉悟高，“四方极有希望”。经过邓恩铭的努力奋战，青岛革命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发展了党、团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在革命低潮时期为全国革命者燃起了希望之火，被早期工运领袖邓中夏评价为“异军特起”。
在他为革命工作不断奔走的同时，邓恩铭依然惦记家里，8月份的家信中，希望家里送妹妹到省城读书：“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无论如何总要叫他们念书……此刻比从前不一样了，男女都是一样……总而言之，叫做男女平权。”对于当时盛行的父母给儿女包办婚姻，他明确反对，规劝父母抛弃陈旧观念：“父母辛苦费力哺育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哪晓得反到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
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世俗，他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他自己更是违背家庭意愿，投身革命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