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二十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两部长篇小说受到读者空前的欢迎：曲波的《林海雪原》和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作品因其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英雄主义精神，再加上我国传统的武侠小说和说书的色彩，适应读者的欣赏习惯，受到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喜欢；杨沫的作品，因写到旧时代青年的爱情生活，小说背景又是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特别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我估算了一下，出生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人，是这部作品的主要读者群，随机调查，这几个年代出生的人，很少有没读过《青春之歌》的，这就是说，这部小说影响了三代人，是亿万青年成长道路上的精神食粮。《青春之歌》出版后，还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是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前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有些外国读者给作家写信，说他们读了《青春之歌》后，对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发生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小说拍摄成电影后，覆盖全国，影响面更广；林道静这个文学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文学人物长廊的一个鲜明典型。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青年》杂志曾开专栏展开对《青春之歌》的讨论，读者踊跃投稿，发表自己的读后感。这场讨论证明，当年的共青团组织重视青年中存在的情感、思想现状，通过读书和平等、公开的讨论，加强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我是在十二岁的时候读到《青春之歌》的。当年正是停课，无学可上，我就读能找到的小说，一口气就读完了四十多万字的长篇。这部作品初版时是三十七万字，《中国青年》的讨论结束后，杨沫根据读者意见修改，再版时扩充到四十万字，增加了三万多字。我认识的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谈起这部小说来，都说是“一口气读完的”或说是“一晚上就读完了”。可见，《青春之歌》是非常吸引读者的，拿起来就不想放下。前些年，我把早年读过的几部红色经典又重温一遍，目的是想重新检验一下：为什么它当年吸引我？这部作品到底写了什么？当年小说出版后的热烈讨论到底谁是谁非？我还想自己搞清问题，也就是，今天的青年读红色经典，有什么现实意义？
杨沫同志是北京市的专业作家，担任过市作协副主席，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九三七年在晋察冀加入抗日的革命队伍。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她的代表作，是向一位老作家致敬；我还要说，我们更应该向这位老党员、老革命致敬！这一代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把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我们后辈应该永远学习的楷模。大家看到的黑白照片，是一九四一年晋察冀边区文学工作者的合影，中间的女性就是杨沫，杨沫左边是孙犁。这一年，冀中区党委发起“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作家王林、孙犁、李英儒等是编辑，后结集出版。杨沫写了一篇《在后方医院》，已收入北京出版社的《杨沫散文选》。对这场在抗日战争中发动的群众性的写作运动，吕正操、程子华同志在回忆录里都有记载。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读的不少抗日小说，像《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烈火》《烈火金刚》等等，都是冀中军民的抗战故事，也是冀中地区的作家创作的，说明在残酷的斗争生活中，冀中区党政军领导重视文化建设，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作家。杨沫就是在这样的有文化气息的环境里成长的。杨沫从小喜欢文学。二十岁时，她发表一篇速写式的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从这篇处女作可看出，她的目光，很早就关注贫穷山区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并不迷恋、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发表这篇习作时，她正和张中行先生在一起生活，稿子是经过张先生修改的，文字简练，表达了作者对穷人的同情，单说文字，比她后来写的还好。参加革命后，她是在编辑、写作的战线，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一九五O年出版小说《苇塘纪事》，是她从散文随笔写作到中篇小说创作的一次跨越，第二年，她就抱病投入《青春之歌》的创作，经过六年的劳动，一九五七年就完成了。一九五八年七月，这部作品正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用现在的话说，出版后引起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效应是从读者和评论界自发地形成的。小说从创作到出版社接受、修改，有几位当事人都写过出版过程的故事，是当代文学史料。
我看到，今天的读书会有一句口号是“重温红色经典”，什么是“红色经典”呢？“红色旅游”的概念是江西省提出的，因为江西有井冈山、瑞金等红军活动过的革命文物；“红色经典”，我理解，应该是指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这一类文学作品，当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由时间决定了作品的经典性；这种经典，与其他文学作品相区别，那就是用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形象地描写波澜壮阔的、党领导的、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史。用这个视角重温我们年轻时读过的小说，就不能苛求，不可求全责备，不能用世界文学经典的标准要求我们的红色经典。回头看，因为读过不少的红色经典，我们从小就对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有初步了解，也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渐渐树立起我们的“三观”；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水平。读小说，尤其是读红色经典，从不是消遣。大家知道，《青春之歌》也入选新中国七十年七十部文学作品典藏，是又一次筛选。
《青春之歌》有两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九·一八”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东北的流亡学生跑到了北平，把失去家园的悲愤之情带到了关内，激发了关内人民的爱国热情。林道静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思想发生变化并认识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第二个大背景，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还有后来的北平学生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杨沫写“一·二九”，是根据间接听来的故事和史料写的。为了突出人物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在小说末尾，林道静已经开始以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后一次运动。《青春之歌》第一版的“内容说明”写道：“这部小说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九·一八迄一·二九这一历史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小说刻划了当时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和成长的知识分子，写出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流血和战斗，也描写了一部分人的动摇和沉沦，以致叛变的时代渣滓的面貌；通过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反映了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那个历史年代中的形形色色。”小说编辑出版部门，强调的也是作品的颜色——红色。有意味的是，三十年后，小说中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因一部散文随笔集《负暄琐话》引起读书界注意，很快又引起更多读者的喜欢，有关《青春之歌》小说电影的话题重新提起，读者方知“林道静”“余永泽”的幕后故事，对已年过八旬的张先生表示极大兴趣，有些外地老读者到北京来，都想办法托人要到沙滩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看看“余永泽”。可见，小说中的反派人物，反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影响，就像《狂飙》里的高启强，本来是最终被判刑的犯罪分子，观众却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小时候读《青春之歌》时，小说中人物王晓燕的男朋友戴愉，后来叛变，但王晓燕对林道静兴奋地介绍他时，说戴愉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资本论》”就留下深刻印象。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确实是复杂的精神现象，不可以简单化。
《青春之歌》是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杨沫就说过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是真实的。我也听张中行先生对我说：“她写我们俩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只有一处，”说这话时，我们正一起走在沙滩红楼一带，“她写我们是在北戴河认识，其实是在沙滩认识的。”当年，杨沫因逃婚跑出家庭，首先要解决的是找个职业，能够自立。经张先生的同学介绍，张杨在沙滩见面相识，张先生写他第一次见面对杨沫的印象：“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背叛家庭的十七岁的女孩要找个职业，正好张先生的哥哥在香河小学当校长，经书信联系，香河需要人，杨沫就去当小学教师了，张杨从此相识相恋，并发展到同居一室。杨沫在最好的花季成了栽种在沙滩上的花，在沙滩北大红楼对面的银闸胡同组成小家庭。电影里的场面，是生活中真实的存在。大家不知是否看过，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凌叔华给她的朋友徐志摩画了一幅开玩笑的画，画名就叫“在沙滩上栽花”，寓意很深。此时，张先生还在北大读书，是个有梦想的大学生，家里也有个旧式的妻子。《青春之歌》开头，是林道静去北戴河找她表哥找职业。小说开头写的很浪漫，把林道静带的几种乐器，林道静的穿着和情绪写得很有文艺范儿，当年一些读者提出批评的，就是批评者指责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须知，小说出版之年，正是大跃进的狂热时代，全国人民都在参加热火朝天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那时号召人人写诗，用假大空的口号代替人民群众的昂扬情怀。比较一下，小说前半部分林道静的情调和小说出版的时代多么不合拍！还应该看到，五十年代的一些青年，思想单纯、简单，读书学习生吞活剥，养成了教条主义的思维习惯。其实，林道静虽有孤芳自赏的一面，也有同情劳苦大众、心底善良的一面。她在北戴河海滨看到休假的外国人在用牛奶喂小狗，而在海滨织渔网的从山东逃难来的妇女，由于营养不足，没有奶水喂怀里的孩子。这是用比较形成强烈的反差，主观愿望是积极的，是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杨沫还特意在小说中写到北戴河海滨有“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牌子，用艺术手法表现当年中国人民头上的其中一座大山——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同名电影里，林道静因绝望准备跳海时，一直跟踪他的、由于是之扮演的余永泽在身后救了她。今天看，这是种英雄救美人的老套，创作手法并不高明。这里有个插曲：拍摄电影时选演员，因杨沫提供张中行先生年轻时的照片，导演就找脸型和张先生相似的于是之。于是之为了塑造好人物，曾打算拜访张中行，张先生拒绝。小说出版后，杨沫曾送给张先生一部，并当面对她昔日的爱人说：“这是小说，不是历史，希望他能理解。”小说把余永泽塑造成一个只想成名成家，自私、懦弱的读书人，用林道静的追求进步，反衬余永泽的落后。张先生后来在文章中说：“我要是写小说，不会那样写。”从杨沫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感情发展的轨迹分析，她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新女性。她敢于走出家庭，拒绝家里给她找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小军阀，就是新女性的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已经翻译介绍到我国，这部世界名著作为社会问题剧，已在话剧舞台演出，娜拉的选择，惊醒不少深闺梦里人。杨沫的第一次出走，离开大家庭，是为自己争权益；第二次出走，离开爱人和小家庭，是为了寻求理想。由于小说有关林道静和余永泽的生活是写实，在这一部分内容，说是杨沫和张中行也可以。不过，那时张先生的真名字叫“张玄”。我们比较一下《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
海尔茂：娜拉，你真不讲理，真不知好歹！你在这儿过的日子难道不快活？
娜拉：不快活。过去我以为快活，其实不快活。
海尔茂：什么！不快活？
娜拉：说不上快活，不过说说笑笑凑个热闹罢了。你一向待我很好。可是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泥娃娃女儿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逗着我玩，我觉得有意思，正像我逗孩子们，孩子们也觉得有意思。托伐，这就是咱们的夫妻生活。
《玩偶之家》第三幕
《青春之歌》第十七章，林道静在认识卢嘉川一批进步青年后，已不安于死气沉沉的小家，经常和余永泽吵架，余永泽讽刺她：“革命呀，奋斗呀，说说漂亮话多么好听呀！可是我就没见过几个革命的少爷、小姐下过煤窑。”林道静反驳他后说：“你已经叫我受够了，请你发发慈悲叫我走吧！”听说林道静要走，小说继续写道：“一句话就把紧张的空气冲散了。余永泽变得像秋虫儿一样可怜了。他嘶哑着嗓子哀求着：“亲爱的，我的生命，你不能走！”余永泽告诉林道静，他快毕业了。胡适赏识他，看过他的论文，找职业是没有问题的。小说第十章有一段写林道静的心理活动：“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彩虹，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林道静和余永泽两个年轻人都慢慢地被现实的鞭子从幻觉中抽醒过来了。道静生活在这么个狭窄的小天地里（因为是秘密同居，她不愿去见早先的朋友，甚至连王晓燕都渐渐疏远了），她的生活整天是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碎的家务，读书的时间少了；海阔天空遥望将来的梦想也渐渐衰退下去。她感到沉闷、窒息。而尤其使她痛苦的是：余永泽并不像她原来所想的那么美好，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渐渐全部消失。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呵，命运！命运又把她推到怎样的一个绝路上了啊！”
婚姻发生危机，娜拉和林道静面对的困惑是一样的，都是不安于表面稳定、平静的小家庭生活，要走出家门，拥抱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当年在北京女高师的演讲，就提出这个问题。按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现状，妇女要独立，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通俗的说要有钱。旧时代的中国妇女嫁给男人，是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妇女就是这样过来的。离开家庭自立，在旧时代是离经叛道，所以，旧小说和现代社会的新小说就写这类题材，读者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就在读小说中得到满足，做个白日梦也是好的。《玩偶之家》的娜拉，在表面幸福的家庭里发生情感危机；林道静因接触到时代的新潮流，不愿等待余永泽毕业后当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太太，她要去冒险；她终于和余永泽分手，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小说第十一章，写大年三十晚上，一群青年朋友在白莉萍家里团聚，那种气氛，写得有温度，很精彩。当年，杨沫的妹妹白杨是电影明星，经常和一些进步青年来往，白莉萍就有白杨的影子。在这次聚会中，林道静对卢嘉川有细心观察，她喜欢这些以民族存亡为己任，大谈如何救国的时代先进青年。卢嘉川给她讲革命道理，给她推荐马列书籍和苏联小说，尤其是在白莉萍家见面时，“林道静的心里微微一动。那高高的挺秀身材，那聪明的大眼睛，那浓密的黑发，和那和善的端正的面孔，不正是她在北戴河教书时，曾经一度相识的青年吗？”小说有伏笔，林道静在北戴河曾与卢嘉川擦身而过，如今有情人又续前缘。电影《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的扮演者康泰，就是按这几句描写选的。为了塑造卢嘉川这个主要正面人物，杨沫还写卢嘉川是河北乐亭人，从小就受李大钊烈士的影响，为的是加强人物的政治成色。我们看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分手，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夫妻关系分裂的的催化剂，还是她进入一个进步青年的圈子，看见了另一种关乎国家大事的生活，才发生移情别恋，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小说里，她爱的卢嘉川牺牲了，在秘密工作中，又认识江华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革命者，并跟着江华从事秘密工作，在战斗里成长，向江华提出入党的请求。杨沫受当年的正统观念影响，凡写到人物时，都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向读者交代小说中人物的出身。小说还特别写到林道静被叛徒出卖后坐牢，在牢房里看到林红烈士的勇敢和高尚情操，是把坐牢当成林道静锻炼成长的大学校。小说引起个别青年读者不满的，是林道静在卢嘉川牺牲后又爱上江华，江华还在她那里住了一夜。其实，杨沫写得是真实的。在五十年代的小说中，爱情是禁区，我们读的不少作品，人物是行动的机器，大都是我军勇敢，敌人软弱；我军胜利，敌人失败，作品里只有斗争、侦查、战役，豪言壮语，缺乏人的感情生活，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真实描写，更看不到青年的爱情生活，只有革命、革命，牺牲、牺牲。我十几岁时读《林海雪原》，当读到少剑波写给白茹的情诗时，很是兴奋！还有点小小的脸红，“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现在还记得。但这部优秀的小说并没有展开写少剑波和白茹在战争生活里的爱情，只撒了一点调料，读者就感到有味道。杨沫写林道静在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个男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在那个时代是大胆的。她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青春之歌》出版后，在读者中有不同的意见，《中国青年》组织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大多数意见都是称赞，一部分意见是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指责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家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自我表现的。没有描写工农群众，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没有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批评意见，当年也不认为是扣大帽子，但是从政治倾向上批评作家，问题就比较严重。后来，杨沫修改小说，增加三万多字，补充了林道静在定县和工农的实际结合，在学生运动中冲锋陷阵，就是接受了这种批评。以政治语言评论文学作品，是时代的悲剧。这场旨在引导青年读书的讨论，最后由茅盾、何其芳作结论，前辈作家肯定了小说的“教育意义”，又从小说在艺术性方面的不足，提出内行意见。茅盾认为，《青春之歌》主要缺点在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茅盾说，小说中的人物，除了林道静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外，其他人物都是道具，正因为其他人物没写好，林道静就特别突出。在结构上，小说凌乱。茅盾在文章中对凌乱的结构有具体分析。第三是语言问题。茅盾指出作家的语言单调，不鲜明，全书没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缺乏个性。茅盾不愧是大师！他的三点意见正中作品要害，但杨沫在修改时，主要补充批评意见里与工农结合，在实际斗争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内容，没有在艺术上深加工。语言，是作家修养的问题，短时间不可能改变。
杨沫张中行在一九四九年后还有来往，张先生在诗词里写到他在香山与杨沫几次见面的感情。当年分手，是杨沫提出来的，张先生很珍惜那几年的爱情生活，杨沫出走，伤了他的心。八十年代，北京市在香山植物园给杨沫盖了一座小院，我去看过，与杨沫有一面之缘。那时植物园一带发现据说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黄叶村，有位工人出身的市领导，是《青春之歌》的热心读者，就把杨沫等同于曹雪芹，说将来这一带要成为作家村，批示给杨沫盖个小院。后来，张中行先生因一部《负暄琐话》名声大振，在读者中的影响力超过杨沫，他们两个的女儿，原来跟着杨沫，这时也认亲，开始走动。杨沫不忘旧情，把张先生当年的照片复制送给他；张先生出版了新书，也送给杨沫。一九八八年，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组织出版一本《精神的魅力》，书中六十五篇文章作者，年长者九十五岁，最小的十七，从季羡林、梁漱溟、冰心、张中行到田晓菲，都是曾在北京大学上过学，或执教于北大的，书的编排以齿德为顺序，第五位是张中行，第十二位是杨沫。杨沫并没有北京大学的文凭，为什么也入选？她在文章中声明：“我不是北大的入门弟子，只是个北大学生的家属”，她幸福地回忆起当年在北大红楼一带的小家庭生活，说“我的那位老夫子，是个北大国文系的用功生······老夫子帮助我提高了文学修养，我感谢他。没有他，我也许写不出青春之歌。我庆幸这段良缘——虽然甜瓜结在苦藤上。”这是事实。他们当年在一起生活时，杨沫天天听张先生讲读书的事，《青春之歌》里有些文雅的笑话段子，是张先生亲口跟她讲的。她有时去北大旁听，学习写作时有身边人指导，肯定是受惠于北京大学。从这篇北大学生家属的回忆看，应该说，曾经幸福的一对男女，在老年阶段和解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北京作协搞外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通过张先生调查杨沫的情况。那时，杨沫受批判，单位群众组织搜集她的材料，是要整她。调查人员按当年的粗暴作风，威胁、训斥张先生，张先生坚持说杨沫热情，是革命的。他们当初分手，也是杨沫嫌他不革命。后来，杨沫看到张先生写的材料，大为感动，说过去的爱人没有落井投石。张先生看到杨沫的信感叹：“原来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啊！”一九九七年，张中行先生出版回忆录《流年碎影》，他刚拿到样书，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先读一遍，看有没有错别字。我一口气读完，在六十万字的大著中竟然没发现一个错别字！他是资深编辑，一辈子编语文教材，读过回忆录校样，真是行家本色，多么认真！我还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上海的报纸，标题是“忘不了的才是真生命”。张先生一生记日记，而且记得很详细，我读过的几篇就是优美的散文小品。写长篇回忆录，他有文字依据，有个人档案。在回忆录中，他在《婚事》《先我而去》两章，写了他与杨沫的恩怨。杨沫逝世，二十多天后才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我看电视新闻，看到时任北京市委*的尉健行同志参加了告别仪式。因为媒体提前有报道，吴祖光先生打电话，问张先生是否参加，他回答不参加，也没收到通知。在《先我而去》里，他写了不参加的原因：“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看来，当年杨沫无情地离开他，毁灭小家庭，对张先生伤害太大，到老，伤口都没愈合；还有一个原因是，杨沫写了他的三个爱人，出版时书名《青蓝园》，用张先生回忆录里的话说，她还是以小说笔法写他们之间曾经的关系，等于丑化他。我读过《青蓝园》，真是无话可说。
重温《青春之歌》，如果详细谈论，可以谈几天；写评论文章，也可从多维度研究，因时间关系，我只能简要谈谈自己重读后的一部分感想心得。最后还要说的是，作为文学创作者，用老话说，要有生活，还要具备处理生活素材的能力。这是《青春之歌》对从事创作的人最大的启示。我看到，有的作家与其他作家有相似的经历，但写出的作品，质量的优劣很明显。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作家写的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我前面说，他们用文学形式反映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教材。不少老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但文化修养不足，导致他们的作品没能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今天，文学创作者的文化水准普遍都高，驾驭文字的能力强，实在应该学习前辈又超过前辈，写出生命力更强的作品。我们读几部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前辈作家，但红色经典不会褪色，仍然对后代有教育意义。对今天的青年来说，读《青春之歌》还有什么意义？在信息化的时代，目前的信息供应泛滥成灾，各种信息投喂能撑死人，信息过剩，青年读者可选择的太多；《青春之歌》还会吸引他们吗？我建议，尽管好看的读物很多，青年朋友不妨选几本爷爷、爸爸们读过的书，从红色经典里学习历史，从书本中了解爷爷爸爸们年轻时的精神食粮是什么，用今天大家看到的下一句口号说：“再唱青春之歌！”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市昌平区文联、作协读书会的演讲，有删节。）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