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这首诗里，一方面展现了他渊博的知识，把各个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他展开了天马行空的想象，运用一系列的排比和比喻，给诗歌生发出排山倒海的气势，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
然而，诗歌固然需要抒情，写作手法也固然需要夸张，但超过限度，反而让人觉得言辞偏激，没有诚意。
“你和全场的人同欢共乐也足足站了五个小时，那是多么惊人的健康和毅力啊！”这句赞美简直不接地气。
君不见，有多少劳动人民为了生活，早出晚归下地干活，背着太阳汗流浃背从早上站到晚上，更值得去描写和赞美，郭沫若难道不清楚这些？为何偏要抓住斯大林的这个细节大肆吹捧，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斯大林固然伟大，但把他上升到整个人类的高度，跟整个宇宙相提并论，未免过于离谱了。这样的赞美跟“戴高帽”没有什么两样，听起来很虚假。
《斯大林万岁》的开头这样写道：
亲爱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
……
人类有了你，解放事业才能有今天的辉煌。
在俄语中，“斯大林”含有钢铁的意思，郭沫若把斯大林称作“亲爱的钢”，是为了跟后一句押韵，在语法上没有问题。然而，这首诗同样是不着边际地献媚，把郭沫若瑰丽奔放的行文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个时代，文坛普遍存在“高大全”的气息，作家和诗人在写作时，喜欢使用宇宙、太阳、人类、万岁、光明、事业等宏大的意象，以彰显自己的格局和境界。艾青也曾经写过一首《献给斯大林》的赞美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斯大林的功德，超过天上的太阳；斯大林的事业，使人民蒙受荣光！
这些诗句放在当时听起来没有问题，而放到现代，听起来则很别扭，缺乏真情实感。
郭沫若之所以写出这两首相当肉麻的诗，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我们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许多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需要苏联的援助才能生活下去。
当时，我们跟苏联正值蜜月期，从上到下，都对苏联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好感。文化艺术界的仁人志士借此机会，通过讨好献媚的方式，希望苏联加大各方面的援助，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如果了解这样的背景，就能理解郭沫若写这两首诗的用意，他尽了一个文人力所能及的事，对新中国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