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婧倩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同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有重大影响力。过去有人把郭沫若对*的欣赏与崇敬，歪曲为“政治投机”“趋炎附势”，这些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郭沫若与*交往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是借贬损郭沫若来歪曲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与中共领袖的交往。
回顾郭沫若与*的交往史，可以发现二人在革命路上携手前进、在文学创作方面惺惺相惜的多重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形势下，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确实有过言不由衷的表态与应景式的文学作品，但这种表现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看待郭沫若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行为，他歌颂*、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多是出于认识上的偏差，而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奴颜媚骨”。
一、大革命时期初相识
1926年3月，郭沫若应广东大学之请担任文科学长，来到了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心之地广州。此时的*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两人在林祖涵（林伯渠，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的家中第一次见面。
◆1926年春郭沫若与创造社同仁在广州合影，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热情地向郭沫若介绍广东的革命运动情况，事后又多次与郭沫若相见，并邀请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两人还一起到东山青年会、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生108周年大会等演讲。*主要讲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郭沫若则在大学与青年探讨革命问题，论述文学和革命的一致性，号召作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他们既写文章，又作讲演，从不同的侧面唤起民众打倒一切压迫阶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蒋介石逐步暴露反共反革命真面目时，*是中共党内比较早地主张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郭沫若则是国民党中第一个公开揭露蒋介石、第一个向蒋介石发出声讨檄文的人。郭沫若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尖锐地指出：“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这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发出了以三万元赏金通缉郭沫若的密令。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遥相望
在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期，*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前往湘赣边组织秋收起义，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写出了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心的雄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国画《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作者：吴自强 吴山明 吴国亭）
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仍坚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随军南下的过程中染上斑疹伤寒，几乎丧命，仍写出《我想起了陈涉吴广》，表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憧憬。1928年2月，郭沫若经党组织同意远赴日本。即使是在政治流亡的日子里，郭沫若仍笔耕不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为中国历史科学大厦打下重要基础。
这一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郭沫若则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真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领导的武装斗争相得益彰，十分有益于中国革命。*曾经这样评价郭沫若，“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
三、抗日战争时期同敌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1937年7月下旬，郭沫若从日本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将中共党员的身份隐藏起来，成为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在*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他通过第三厅厅长的公开身份，组织文化宣传力量到抗日前线，占领文化宣传阵地，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