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郭沫若》。
当时，*在陕北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也记挂着身处国统区的郭沫若。1938年夏，中国共产党作出党内决定，把郭沫若作为鲁迅的继承者，以奠定郭在文化界领袖的地位。这个决定充分体现了*对郭沫若的莫大信任和高度赞扬。郭沫若从此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主将和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文化界人士出于对郭沫若的敬重，总以“郭老”称之。郭沫若仅比*年长一岁，*也称之为郭老，郭沫若也习惯以“主席”敬称*。这种称呼在二人后半生数十年的交往中一直延续着。
皖南事变后，郭沫若痛心愤慨之下推出历史剧《棠棣之花》，抨击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引起强烈反响。他继续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历史剧，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对这些历史剧给予高度称赞，他在1944年1月9日致信中央党校杨绍萱和齐燕铭时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在看了被带往延安的《虎符》剧本后，*请在重庆负责中共代表团工作的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信，信中写道:“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郭沫若写下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有力回击了蒋介石等借明末历史鼓吹新专制主义的谬论。*不仅非常重视郭沫若文中所总结的明朝灭亡的原因，而且更侧重于李自成起义军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4月21日，*在党内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及《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党要引李自成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随后，《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延安被印制成单行本，还成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
总之，*对郭沫若这一时期在史论、史剧方面的成就有很高评价，认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四、解放战争时期喜重逢
抗战胜利后，*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郭沫若在机场迎接。此时郭沫若从苏联访问归来不久，这是他们分别18年后的重聚。此后，*与郭沫若又多次见面。郭沫若见*没有手表，只用一块陈旧的怀表看时间，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相赠。*对此非常珍视，长期戴着这块手表，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及此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后来一直陪伴他到逝世。
重庆谈判后，*所作《沁园春·雪》在重庆报纸上公开刊出，国共两党尖锐的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里继续进行。郭沫若为抨击国民党对*词意的曲解，不仅发表和词二首，还在1946年7月发表《摩登堂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一文，具体介绍*此词问世的情况，认为这首词预示了蒋介石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前景，指出借此词诽谤*有“帝王思想”的国民党“传声鹦鹉”，其主子才真正有“帝王思想”。这样的解读在当时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有着重要的战斗意义。
随着解放战争进一步发展，1947年，党组织安排郭沫若到香港开展工作。郭沫若把在港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宣传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联络民主人士声援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抗暴斗争，呼吁海内外爱国人士谴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郭沫若发表《为美帝扶日向爱国侨胞呼吁》《为新政协催生》等文章，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是*民的伟大力量，号召“以大无畏的精神响应中共的主张，研究*的思想，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1948年11月，在辽沈战役喜获大捷、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势下，郭沫若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号召，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北上东北解放区，次年2月又赶赴北平。
◆1949年3月25日，*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林伯渠、马叙伦。
1949年3月25日，郭沫若来到西苑机场，迎接从西柏坡进城的以*为首的中共中央*。*下车与郭沫若等人亲切握手，这一历史性时刻被抓拍下来，照片被放大后一直悬挂于郭沫若家的客厅中。
随后的日子里，*指挥渡江战役，为筹建新中国日夜操劳。
郭沫若为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投入极大精力，多次参与*召集的新政协筹备会议。
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典礼上,*、郭沫若分别讲了话。*明确此次会议的任务在于“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拥护*的报告，并指出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证明我们联合阵线是空前的扩大和精诚的团结”，号召文化学术工作者“学会为人民服务，使一切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以对新中国建设有所贡献。
1949年6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郭沫若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郭沫若此时也满怀激动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共同迎来新中国这轮“东方红日”的升起。
五、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的崇敬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人民显示出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的个人声誉和魅力日隆。郭沫若除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外，还在文化界、科学界和对外交往部门兼任重要职务。他和*仍然保持着往日的情谊，但除了友谊，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他对*的情谊除却故人情深，更有对伟大领袖的无限敬仰与爱戴。所以，郭沫若对*的情感经历了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崇敬的历程。
与此相对应，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的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7年他随*一道乘飞机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创作的《题*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一诗，用“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这样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表现出对*的无限敬仰。
面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郭沫若也有过暂时的迷惘和困惑，不过他很快相信这一切是对的，必须指出的是，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